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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中的工商所：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及其逻辑 五、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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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采取文献分析、访谈以及参与式观察三种研究方法。在文献资料方面，本书主要利用广东省档案馆、广州市档案馆、越秀区档案馆、东山区档案馆、海珠区档案馆以及白云区档案馆有关基层市场管理的开放档案（1949—1976）。[27]同时，本书也参考了广州市及其各区的工商行政管理志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50余部全国各地工商行政管理志。[28]关于1978年以后工商所的文字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工商报》、《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研究》、《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年鉴》、《工商行政管理统计资料汇编》、《广东工商报》、《广东工商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简报》（广东）、《广州工商行政管理》和各类法律法规汇编和文件汇编，同时也利用了广东省和广州市档案馆开放的1998年以后的规范性文件。此外，对广州市A工商所的案例分析使用了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研究报告、开放文件、工作总结和有关工商所的数据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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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访谈主要是以广州市A工商所和广东省B工商所工作人员为对象，同时也对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财务处、基层建设处和直属分局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访谈。此外，还通过“中国红盾论坛”对六七名全国其它地区的工商所人员进行了深入访谈，以作为了解工商所运作的参考。访谈的内容包括个人经历、工商所人员编制情况、工商所经费体制、市场管理情况等，侧重于了解工商所人员对于市场管理行为的解释，即为什么工商所对于不同的市场违法行为采取积极处罚、应付处理、消极容忍等等不同的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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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访谈并不完全足以弥补文献分析的局限。由于论文对于广州市A工商所市场管理行为的解释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访谈来获得的，因而，论文所得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访谈对象的“解释”之上。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访谈中，访谈对象是否对其行为的解释提供了“客观”的描述？访谈对象的真实生活与其自身的解读之间是否存在区别？我是否可以通过访谈获得事件或者行为的真实缘由？[29]在案例研究中，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抽象的方法论争论。当笔者需要通过访谈对象的解释来拼接事实时，往往不得不需要验证访谈对象关于事件和行为的叙述和解释是否真实。然而，有时不同访谈对象对于相同问题给出的答案存在相当差异，有时同一访谈对象对相同问题给出的答案前后不一致，有时被访谈对象会特别强调一些事实和影响因素，而回避或者忽略另外一些事实和影响因素。访谈对象的个人经历、与访谈者建立的不同信任关系等都会影响到访谈所能得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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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避免以理论抽象和访谈者的解释去切割工商所的现实图景，本书还采用了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2006年8月至9月间，笔者在广州市A工商所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实习，了解工商所的基本情况，参与工商所的日常工作，跟随工商所工作人员进行市场巡查、综合整治、专项整治、12315申诉举报处理等工作。此外，2006年6月至7月间，笔者还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直属分局B工商所实习工作，期间的一些观察也作为研究的参考。本书希望通过这种参与式观察，并将之与文献分析和访谈结合，能够勾勒出一幅更为完整的画面，从而尽可能接近工商所现实运行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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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中的工商所：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及其逻辑 六、研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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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中存在以下几个研究局限，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和探讨，是笔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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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书没有将1949年以前国家的市场管理纳入到考察中来。在广州，1949年以前，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都曾力图控制和整顿市场，它们广泛推动工商领域社团的建立，并也试图将国家市场管理机构向基层渗透。通过对这时期国家市场控制更细致的档案资料分析，可以使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国家建设过程中所求诉的资源和面对的问题。由此，通过历史纵向的比较，能够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1949年以后国家基础权力的变化和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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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书关注于国家建设过程中正式制度的变迁过程，而缺乏对非正式制度变迁更深刻的把握。与米格代尔（Migdal）不同，在罗斯（Ross）对于社会控制的讨论中，社会控制的手段是多样的，包括了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和社会宗教等等方式。[30]林德布罗姆（Lindblom）也认为，控制除了交换和权威以外，还包括说服（persuation）。林德布罗姆认为统治者通过教育进行统治的方式，依靠的不是传统的权威，而是“训导”制度。“训导”是与“权威”、“交换”并列的三大控制方式之一，1949年以后的新政权正是充分利用“训导”方式的代表。[31]然而，由于本书通过档案资料和文献来了解工商所的历史，这使得研究局限于考察正式制度的演变，而忽略了包括道德激励、意识形态约束等在内的独特的“训导”控制方式对于国家基础权力的影响。在政治运动相关档案资料缺乏的情况下，也难以详尽了解国家通过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清理市场经营者和基层市场管理人员的历史情境。[32]同时，本书也没有探讨合法性在社会控制中扮演的作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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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例研究从国家建设的角度追溯1949年以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将统治者作为国家建设的推动者，并不意味着权威主义体制对于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没有影响。国家代理人对上负责，隔绝于社会压力无疑是国家基础权力恶化的重要原因。将统治者作为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实际”推动者，也并不意味着认为统治者至上而下的国家建设的努力没有局限。在“应然”上，工商所经费体制改革中所面对的代理人监控难题可能正是说明社会需要在国家基础权力发展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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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中的工商所：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及其逻辑 七、本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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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六章。在本章概论后，第二章是本书的文献综述，本章介绍了“国家基础权力”的概念，不同于以政权类型的转变（权威体制因素和社会主义体制因素）作为衡量中国政治变迁的标尺，国家基础权力本身对于政权类型的相对独立性，使得对于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考察可以从另一侧面勾勒中国政治变迁的图景。对于影响国家基础权力的因素，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和财政供给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且，国家基础权力并非完全是统治者理性选择的产物，其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也对其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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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对1978年以前广州市的基层市场管理机构演变进行考察。这一时期的广州，国家力图将市场管理的触角向基层延伸，推动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的建设。但是，市场管理所（后来改为工商所）缺乏稳定的财政供给，而依靠市场管理费和罚没收入返还等收入开支。一方面，市场管理的群众路线、政治运动等社会主义体制因素使得这种经费体制没有导致欧洲世袭制行政体系下出现的各种陋弊；另一方面，这种经费体制又阻碍了国家建设的努力，基层市管机构人员正规化建设受到侵蚀，各种市场乱收费现象也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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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回顾了1978年以后工商所的宏观改革图景。80年代初，为了加强市场管理，国家大规模增加工商所人员，由于财政经费的不足，工商所“吃杂粮”的经费体制得以确立。一方面，这使得工商所的演变背离了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初衷，工商所逐利导向进一步加强，其市场管理职能遭到扭曲；另一方面，这种经费体制衍生出来的各种新问题又成为了统治者改革的阻力，从而规导了90年代中后期国家的工商所改革和经费体制改革的路径，使得统治者不断推动工商所经费体制改革以及工商所制度建设，以克服路径依赖产生的诸多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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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是对广州市A工商所的案例研究。案例研究发现，一方面，统治者的改革的确使得工商所在人员正规化、行政处罚程序和收费、罚没收入管理上都有很大改善；另一方面，收支挂钩的经费体制依然是影响国家市场管理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它使得完成罚没任务成为工商所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从而规导了工商所行为的逻辑，并进而影响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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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是本书的结论。首先，在1949年以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问题上，从国家建设的视角使我们不局限于描绘社会主义体制因素和权威体制因素的演变，追溯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及其面对的经费问题使得我们可以勾勒出1978年前后国家基础权力延承和发展的另一侧面。由此，我们看到了1949年以后新政权国家建设努力的局限以及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其次，在广州市工商所案例中，社会主义体制和权威体制并不是影响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全部解释，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财政经费的限制以及路径依赖是影响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最后，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国家基础权力不仅塑造了国家行为的逻辑，而且影响了社会行动者与国家交往中的行动策略，从而规导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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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haoguang Wang，“The Problem of State Weakness，”Journal of Democracy，Vol.14，Iss.1（Jan.，2003），pp.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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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obert I. Rotberg ed.，State Failure and State Weakness in a Time of Terror（Cambridge，Mass.：World Peace Foundation；Washington，D. 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c2003）；Foreign Policy&the Fund for Peace，“The Failed State Index，”http：//www. foreignpolicy. com/story/cmc. php？story-id=3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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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tul Kohli and Vivenne Shue，“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On Political Conten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 the Third World，”in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Domination and T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eds. Joel S. Migdal，Atul Kohl and Vivienne Shue（Cambridge[Englan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293-326；Xu Wang，“Mutual Empowerment of State and Society：Its Nature，Conditions，Mechanism，and Limits，”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Jan.，1999），pp. 23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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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30，State-Society Synergy for Accountability：Lessons for the World Bank，2004，http：//siteresources. worldbank. org/INTPCENG/214578-1116499844371/20524131/297010PAPER0State1 society 0synergy. pdf.它将国家能力分为四个部分：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技术能力（Technical Capacity），行政能力（Administrative Capacity），政治能力（Political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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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Yanzhong Huang and Dali L. Yang，“Bureaucratic Capacity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部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2年，第85—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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