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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中的工商所：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及其逻辑 四、本章小结：国家基础权力视角下的中国政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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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治研究中，把握中国政治的现状需要我们避免静态的判断，而勾勒中国政治变迁的图景可以为我们展现考察当前政治的历史视野。在现有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视角为研究者衡量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变迁提供了不同的标尺。正是从这些不同的衡量变化的标尺出发，研究者捕捉到中国政治变迁的不同脉搏，从而对于从1949年后中国政治是发展停滞、恶化还是不断改革、改善作出不同的判断，勾勒出中国政治变迁的不同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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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研究中，强调权威体制或社会主义体制对中国政治发展影响的研究者，往往以权威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的延存或者断裂把握中国政治的变迁。虽然研究者讨论的社会主义体制指向的体制特征并不尽一致，但是，动员体制、群众运动、群众路线、教育训导和运动式治理等因素在内的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体制被认为是影响1949年后中国政治变迁的重要因素。有的研究者强调这些因素对于政治发展的积极意义，有的研究者则认为这些因素对中国政治发展有根本性的阻碍作用。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追溯共产体制因素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演变，并将这些因素的消失或者持续存在作为导致中国政治发展或者停滞的解释，由此勾勒出中国政治变迁的轨迹。另外一些研究者从权威体制演变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政治的演变。在这些研究者看来，统治者并不是政治发展的推动者，相反，他们被认为是政治发展的问题所在。由此，研究者将权威主义体制的持续存在及其带来的社会原子化作为阻碍国家基础权力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同时往往着力于发掘后市民社会的成长，探寻市民社会的成长的足迹，以此考察中国政治在1978年后逐步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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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得我们难以从任何单一的视角来描绘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并把握其演变的脉搏。权威体制以及共产体制对于1949年后中国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影响无疑是深刻而久远的，但是，历史本身的丰富性需要我们尽可能地从多个侧面揭示历史变迁的轨迹，以求更进一步接近历史的真实。而对于“国家基础权力”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将对于中国政治变迁的考察与政权转型在一定程度剥离开来，从而考察在政权类型之外影响中国政治变迁的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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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础权力”概念本身的提出就在于它对于“国家性质”或者“政权类型”的相对独立性。不管是曼恩还是厄特曼，他们都将国家基础权力的强弱以及类型与国家的强弱以及类型区分开来。进而，在对于影响国家基础权力演变因素的考察中，一方面，研究者不否认公共领域的发展、宪政国家的建设和议会的兴起对于国家基础权力发展轨迹的影响；另一方面，基于“国家基础权力”概念本身的相对独立性，研究者更倾向于将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放入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通过历史性的分析，具体考察究竟有哪些因素导致了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不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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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了在政权类型之外的重要影响因素。与政治发展理论将国家能力的发展看做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产物不同，国家建设的研究将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放在历史分析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发现统治者是推动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财政供给的不同方式造成世袭式和官僚式行政体系的差异，从而影响了国家社会控制和代理人监控能力。此外，对于究竟统治者是否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塑造国家基础权力和规导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一些研究者认为，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轨迹是统治者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和功能性需要下作出的理性选择的后果；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国家基础权力并非统治者理性选择的结果，相反，应该将国家代理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时空因素纳入考察之中，发现路径依赖对于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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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关于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欧洲经验可能存在的局限，即国际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变化，现代国家职能的扩展及变迁，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建设面临的新挑战，从欧洲国家形成研究关于“国家基础权力”概念和演变的讨论中汲取理论资源，对于中国国家基础权力在1949年后的演变，我们需要分析：在中国，政权类型究竟是否是国家基础权力演变轨迹的全部解释？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在政权类型之外，哪些因素影响了统治者对于国家基础权力的塑造？与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相比较，1949年后中国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有何新鲜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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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是否能够实现其在市场领域的社会控制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基础权力的重要反映，同时，在监管国家文献中，国家市场监管权力本身并非国家市场控制目标难以实现的全部解释，公共利益理论和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确立的历史轨迹都使我们需要同时将国家基础权力对国家市场控制目标的影响纳入考察视野。因而，本书从国家建设的视角出发，通过工商所案例的研究，追溯其1949年后演变的历史轨迹，考察1949年以后国家基础权力究竟发生了何种演变、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和代理人监控能力如何影响了国家市场管理目标的实现。下一章将考察1978年以前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的演变和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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