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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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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与一群喜好辩论却令人鼓舞的同行共事，但我要特别感谢其中的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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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是唐·博祖（Don Boudreaux），是他在1998年的公共选择研讨会后即鼓励我对选民理性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在这个鲜有赞誉的学科领域，唐及时告诉我他喜欢我的研究路径，且从那以后从未停止过。如果没有唐的支持，我真不知自己是否还会写这本书，或者任何本书建基于上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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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是泰勒·考恩（Tyler Cowen），我的自始至终的批评者。自从我加入乔治·梅森大学的教师队伍，泰勒就从未停止过读我的研究成果并告诉我错在哪里。没有谁比泰勒就此书不同版本的草稿作出过更多的评论，也没有谁比泰勒提出过更尖锐的问题。我记不清我们最近一次达成共识是在什么时候，但我仍然觉得我所知道的任何事情有一半是他教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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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永远感谢午餐会的惯例。我能将最初的想法转化为最终的成果，与午餐会上的常客泰勒、罗宾·汉森（Robin Hason）以及亚历克斯·塔巴洛克（Alex Tabarrok）经年不衰的辩论功不可没。而这不过是个开头而已。还有很多午餐会的同伴们分享了我的观点并给予了反馈意见，这些人包括Scott Beaulier，David Bernstein，Tim Besley，Pete Boettke，Don Boudreaux，J. C. Bradbury，Geoff Brennan，Corina Caplan，Roger Congleton，Mark Crain，Eric Cramp-ton，Gordon Dahl，Veronique de Rugy，Bill Dickens，Zac Gochenour，Rodolfo Gonzalez，Donald Green，Friedrich Heinemann，Bob Higgs，Randy Holcombe，Dan Houser，Jeff Hummel，Larry Iannaccone，Scott Keeter，Dan Klein，Arnold Kling，Ken Koford，George Krause，Timur Kuran，David Levy，Jacob Levy，Loren Lomasky，John Lott，Daniel Lurker，John Matsusaka，Kevin McCabe，Mitch Mitchell，Nathaniel Paxson，Ben Powell，Ilia Rainer，Carlos Ramirez，Joe Reid，Fab Rojas，Russ Roberts，Charles Rowley，Paul Rubin，Joe Salerno，Jim Schneider，Andrew Sellgren，Thomas Stratmann，Ed Stringham，Tom TerBush，Gordon Tullock，Dick Wagner，Walter Williams，and Donald Wit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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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和午餐会同样有趣的是，我要特别感谢那些曾经读过我的文稿并且提出具体的评论意见的人，他们是Scott Beaulier，Pete Boettke，Eric Crampton，Tyler Cowen，Andrew Gelman，David Gordon，Robin Hanson，Michael Huemer，Dan Klein，Arnold Kling，Geoffrey Lea，David Levenstaum，Steve Miller，Nathaniel Paxson，Russ Roberts，Fab Rojas，Russ Sobel，Ilya Somin，Ed Stringham，Koleman Strumpf，Tim Sullivan，Dan Sutter，Alex Tabarrok，Gordon Tullock，Donald Wittman，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评议专家。我还要表达对凯泽家族基金会（the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谢意，他们无偿地让我分享美国公众与经济学家经济调查（SAEE）的数据。感谢Scott Beaulier，Steve Miller，Eric Crampton，Kail Padgitt，和Geoffrey Lea向我提供了一流的研究支持；感谢我在微观经济学和公共财政课上的研究生，以及我的博客的读者们常年给予的积极反馈；感谢美国市场研究中心（Mercatus Center）所给予的慷慨援助。最后，我非常有幸拥有一位既有经济学学位，又有持久的耐心倾听我的最新理论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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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遗漏了哪一位，在此表示歉意。我能在下一次的午餐会上补偿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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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绪论 民主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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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支持者喊道：“斯蒂文森州长，有思想的人全都支持你！”州长回答：“那还不够。我需要大多数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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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西蒙（Scott Simon）：《音乐提示：阿德莱·斯蒂文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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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裁政权下，政府政策经常令人胆战心惊，但很少使人困惑不解。柏林墙的建立激起了全世界的公愤，但没有人会纳闷：“民主德国的领导人究竟在想什么？”显而易见，他们想要借此阻挡那些成群逃离的民主德国的人民，以维持其统治。对于统治集团来说，建柏林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由于损害了旅游业，它会使其更难获得硬通货以换取西方的奢侈品。但总体而言，柏林墙终究是保护精英集团的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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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无疑是这样一剂备受推崇的政治万灵药。独裁统治的历史造成了这样一种强烈印象，即糟糕政策的存在是因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2]而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将权力赋予人民”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达成利益一致 。如果人民决定将决策权赋予那些职业政客，结果会怎样？显然是谁出钱，谁定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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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一乐观主义的设想通常是脱离现实的。民主国家经常会采纳并实行一些对多数人有害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几个世纪以来所有政治版图上的经济学家都强调这一做法是愚蠢的，但民主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限制进口的政策。即便在各国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时候，其潜台词也往往是：“贸易的确可以使彼此获益”，但是，“只有你给我好处，买了我的东西，我才会给你好处，买你的东西”。无须否认，与柏林墙相比，这类政策不是那么耸人听闻，但却更让人困惑 。在理论上，民主是一道防御社会有害政策的堡垒；但在实践中，民主却为后者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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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解决这一民主的悖论呢？答案之一是，这些人民的“代表”反客为主，操纵了政治决策。选举制度可能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能有效地阻止权力的滥用，从而导致取悦特殊利益集团要比让公众满意更重要。答案二是对答案一的补充，即选民对政治是极其无知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代表是谁，更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从而给政客们提供了以权谋私以及与政治捐款者合谋的机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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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完全相反的解决民主悖论的办法，即否认民主政治常常出台愚蠢的政策。当然，你可以坚持公众是对的，而“专家们”错了，公开为贸易保护、价格管制等政策叫好。那样做最直接省事，但却很危险：这就好比是把你的当事人放在看台上接受众人的检验。另一个不那么直接但更安全的办法，即类似于使你的当事人免于检查的办法，是从所谓的机制上 寻找民主失灵的原因。如果起诉状对你的当事人如何实施犯罪缺乏前后一致的解释，那么你无须证明你的当事人是无辜的。同理，如果对某项糟糕的政策是如何出台的缺乏一致的解释，那么你也没有必要证明这项政策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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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最聪明的拥护者通常采取这一更安全的策略。[5]尤其在最近几年，尽管不乏对如何选举出可靠的政治代表以及如何解决选民无知等设想的更直接的呼吁，但上述策略却更成功。然而，由于我们即将谈到的原因，上述设想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我们需要对民主远离其初衷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否则，关于民主确有缺陷的现有解释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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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独辟蹊径，对民主失灵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其核心观点在于，选民的状况比无知更糟糕；简言之，他们是非理性的（irrational） ，而且在投票时也是如此。经济学家与认知心理学家通常假定人能在其最大能力范围内“处理信息”。[6]然而，常识告诉我们，除了事实以及对事实的“处理”，情感和意识形态也会对人的判断产生强烈影响。贸易保护主义的思维是很难根除的，因为它让人感觉良好。当人们在一些感觉良好的错误理念影响下投票时，民主就会不断地出台糟糕的政策。就像一条老的计算机编程术语GIGO所说的那样：“输入垃圾，产出的也将是垃圾。”（Garbage in，garbage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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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的非理性并不单对民主，而且会对所有的制度安排产生危害。本书的一个关键假定是，如同无知一样，非理性是选择性的 （selective）。我们习惯性地忽略那些我们所不关心的事物的信息。同样，对于那些我们并不关心其真相的事物，我们会选择关闭自己的理性思维。[7]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主张，选民的无知是对单一选票不起作用这一事实的可预期的反应。既然不能改变事情的结果，为什么要去研究它呢？我把这个观点进一步引申为：既然不能改变事情的结果，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情绪或意识形态的自然反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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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议题：第一，对选民的理性的质疑在经验上可以被证实；第二，如果我们对人类的行为动机采用合理内省假定（introspectively plausible assumption）的话，选民非理性恰好是经济学理论所暗示的；第三，选民非理性是民主现实图景中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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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幼稚的公共利益观的人看来，民主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是按照选民的意愿运转的。而对大多数民主怀疑论者来说，民主失灵的原因是它没有按照选民的意愿运转。在我看来，民主之所以失灵恰恰是因为它按照选民的意愿行事。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民主具有固有的外部性 （externality）。一个非理性的选民伤害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还会波及受其非理性误导而产生的错误政策所影响到的每一个人。既然选民非理性的绝大多数成本具有外部性 ，即由其他人承担，为什么不放纵一把呢？如果有足够多的选民这么想，那么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政策就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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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为民主失灵定位时，应该对其有一个客观的评判。生活在民主规则下的亿万人民，按照历史标准来看，其生活水平是十分富足的。即便是最糟糕的民主国家，与极权统治相比，其缺陷也是微不足道的。至少，民主国家不会戕杀上百万自己的百姓。[8]但是，既然民主是一种典型的统治形式，就没有理由对其比“中世纪的野蛮生活”更优越这一事实过于津津乐道。这种比较的标准太低了。相形之下，我们更有必要研究一下，民主为何，又是如何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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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脑子里，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那句著名格言似乎可以为民主一锤定音，即“民主是最糟糕的统治形式，除了其他所有已被反复试验过的统治形式之外”[10]。但是，这句格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形式上，统治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民主国家中，多数人统治之外的主要选择，不是独裁，而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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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拥护者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承认了这一事实。[11]当他们惊呼“民主的式微”时，他们的主要证据就是市场几乎没有遭遇政府监管，甚至还取代了政府的传统职能。他们常常向选民发出“警钟式的呼吁”，让他们摒除对政治的冷漠，使决策者能听见他们的呼声。然而，一个很少被提及的“异端”想法是，弱化民主而强化市场可能恰恰是一件好事。无论你是否相信市场的绝对力量，如果民主使事情变得更糟，那么相应地，市场往往能改善事情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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