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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现代研究与传统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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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对言论有两种态度：正式的与非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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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麦克洛斯基（Donald McCloskey）：《经济学的花言巧语》[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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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与“随机性”错误这样的术语，大概是在30年前进入经济学家的词库的。[29]但系统性错误这一概念的历史却要长得多。西蒙·纽科姆（Simon Newcomb）于1893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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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由职业倡导者所提出的经济学的现实结论，与体现在当下讨论及立法中的普通大众的想法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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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纽科姆在当代美国和英国所见证的思想趋向。而在一个世纪前，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英国的经济学观念也进行了类似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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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贸易平衡的教条更荒谬的了。这一教条学说，不仅是这些（重商主义者的）限制措施，而且是几乎所有其他的贸易管制政策的基础。这一学说认为，当两地进行贸易时，如果不出现贸易差额，那么双方不输不赢，互相扯平；如果贸易额略有偏倚，则必然一方受损，另一方受益，其损益程度与偏倚程度是成比例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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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密来看，这一教条学说的政策影响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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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受此类教条学说影响的国家认定，它们的利益在于削弱其所有的邻邦。每个国家都开始用一种嫉恨的眼光来看待所有与其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的繁荣，并且视其收益为自身的损失。原本应当如同个人间贸易那样，是一种和谐与友谊的天然纽带的国家间贸易，已经演变成为冲突与仇恨的最主要的根源。[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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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密声称“科学是对激情与迷信之毒最好的解药”[33]时，他并不认为错误能够彼此抵消，从而不造成任何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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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中期，法国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的传播者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将其最著名的著作命名为《经济学谬论》（Economic Sophisms）。在巴斯夏那儿，“谬论”是“系统性错误”的同义词，并认为其将导致广泛后果：它们“是特别有害的，因为它们将公众舆论导入这样一种歧途，即认为公众舆论就是权威，就是法律”[34]。巴斯夏对很多保护主义谬论进行抨击，但没有批评过任何流行的自由贸易的谬论。其原因并不是不存在有关自由贸易的谬论，而是，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像保护主义谬误那样普遍的自由贸易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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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夏的洞见到20世纪仍然被推崇和称道。卓越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也坚持如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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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属于我们自己的民主下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其行动所依赖的绝对多数赞成的观念，通常是愚蠢的。由于此类举措取决于选民的选票，而选民的利益却与此类举措及其受益者直接相悖，因此它们无一能用经济学的自利原则来解释。[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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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几十年来，这类观点却被迫转入地下。几乎所有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都从以下假定开始其研究：普通公民是有经济学常识的，并且他们根据自己的经济学常识进行投票，至少平均来看如此。[36]正如著名的政府规制的尖锐批评家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所讥讽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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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公共政策经常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其基于一些错误见解，对于这种假定，实在不敢恭维。而那些年复一年，甚至一代又一代被重复的，认为大多数国家采纳保护性关税或高利贷法，是因为误解而非有意之举的观点，也特别让人难以理解。[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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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截然相反的是，经济学入门课程的一个暗含假定是，刚入学的学生是带有偏见的，因此有必要纠正这类偏见，从而改进政策。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如果能够由我来写经济学教材，我才不在乎是谁来写一个国家的法律，或者谁来制定那些高级条约。”[38]这就如同经济学教师通常认为的那样，刚入门的学生存在系统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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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吃惊的现实：作为研究者，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及系统性的经济学偏见；作为教师，他们理所当然地接受这种现象的存在。人们可能会批判教科书过于死板，不能与研究进展同步；或者批评教师没能把学生带向学术前沿。但是，对于人们持有系统性的经济学偏见的假定至今没能被证伪，它几乎很少被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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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持认为，经济学教师口口相传的一些共识，为经济学研究者做科学假定提供了丰富的矿藏。与此同时，这些口头的传统共识至今还没有受到什么研究和分析，因此要对其进行提炼并不困难。萨缪尔森的口头传统就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所在，只要他还继续为大家撰写教科书，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不过，要是想到另外两个现实，我们仍可能夜不能寐。现实之一：学生从入门课程中所汲取的经济学知识是如此之少，实在令人失望。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持有严重的偏见，那么绝大多数人在学期终了时仍然还会有很大的偏见。现实之二：中下水平的学生在公众中属于中等偏上人群。 绝大多数选民从来没有上过一节经济学课。如果说，假设由经济学专业中那些中下水平的学生去对经济政策投票，会让你不安的话，那么令人惊恐的现实是，普通百姓们已然是那些投票者了。那些观点受到政客们迎合的典型选民，很可能在经济学原理考试中连及格分都达不到。因此，也就难怪为什么像贸易保护、价格控制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愚蠢政策常常会得到普遍支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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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观念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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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发达国家越来越偏执于国际竞争力，但不应该把这种偏执看作是有充分依据的担忧，而应该把它视为尽管反面证据多如牛毛，人们却仍然相信的一种观点。而且，人们显然对这种观点深信不疑，以至于那些鼓吹竞争学说的人非常明显地倾向于支持自己的观点而无视其数学逻辑的漏洞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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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流行的国际主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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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观点最普遍的反驳意见来自理论方面，即认为我的观点与现代社会科学体系的“理性选择路径”（rational choice approach）是相矛盾的。我的同事罗宾·汉森（Robin Hanson）恰如其分地把理性选择模型形容为“没有傻瓜的故事”（stories without fools）。而我则把愚蠢——或者用专业术语来说，“非理性”（irrationality）——作为故事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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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有些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如果事实与理性选择理论不符，显然是理性选择理论出了问题！但是，这种反应太过轻率，因为有一种令人满意的方法可以调和理论与常识之间的矛盾。该方法的第一步是不再对市场与政治，以及消费与投票之间进行似是而非的类比。明智的公众舆论是一种公共物品。[40]当一个消费者对于买什么存在错误的认识时，是他自己来承担损失。而当一个选民对于政府政策持错误观念时，买单的则是全体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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