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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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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许是时下对经济学最流行的蔑称。当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宣称“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使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陷入不稳固且不可持续的境地”[7]时，整个世界都在凝神聆听。罗伯特·库特纳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意味着什么有一个巧妙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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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市场的核心是一种不厌其烦的同义反复。假定我们从以下前提出发，即几乎任何事情都能理解为一个市场，而且市场使结果更优，那么任何事情都可以回到相同的结论——市场化！如果结果发现某一个特定的市场并没有实现最优，则唯一可能的推断是：其市场化还不够充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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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坚称，这种错误并不仅局限于右翼极端分子：“现如今，乌托邦派与主流派之间的唯一差别仅在于程度的差别”。的确，“随着经济学变得更加原教旨主义，最为极端的市场模型已经在政治界、知识界及经济学界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9]。更糟糕的是，经济学家的原教旨主义也流向了政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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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派与欧洲社会民主党派似乎至多只能提供一个温和版的保守派政策主张——反规制、私有化、全球化、财政自律，无非是少一些激进和极端。没有人愿意去挑战几乎一切事情都应当诉诸市场的前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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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也加入了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行列，愉快地背弃了那为他赢得诺贝尔奖的严谨的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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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化的不满并不仅仅源于经济学似乎排挤了其他所有学科，而是因为经济学的一个具体观点——市场原教旨主义——排挤了其他所有观点。世界上很多地方反全球化，反对的并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一些特定的学说主张，是国际金融机构所强加于世界的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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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指控太过苛刻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因为其过分拘泥于圣经文本，以及为了契合自己的偏见宁愿无视或扭曲地质学及生物学事实，而恶名远播。如果要做一个旗鼓相当的类比，典型的经济学家必须无一例外地相信市场的优越性，无视证据的存在，任何持相反意见者将面临受驱逐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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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上看，“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指控是十分可笑的，甚至连嘲讽式漫画都够不上。如果你让一个普通经济学家说出市场在哪些方面运转失灵，他可以当场给你列出一大串：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完全等等。更重要的是，几乎所列举的每一个问题的出处都可以追溯到其他经济学家。市场失灵并不是外界强加给经济学界的一个概念，而是经济学家自我批评的一个内生果实。在阐述市场通常能够运转良好的同时，经济学家也强调发现重要的反例的必要性。他们丝毫不必担心因亵渎市场的圣洁而遭受驱逐，相反，任何对市场失灵有新发现的学者将获得行内的嘉奖。如果浏览一下最好的经济学期刊，你会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关于市场失灵的理论解释或经验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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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经济学界是十分罕见的。他们不仅远离经济学的主流，甚至在“右翼”极端分子中也很少见。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传奇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者，从货币到福利到反垄断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列举了大量的例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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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原则并不提供一成不变的行动指南，即在单纯依靠严格的自由交易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完成的经济领域，需要多大程度的政府干预才能协助完成。在任何具体的干预计划中，我们必须做一个平衡表，分别列举其优点和缺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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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在支持自由放任的同时，通常公开承认它的缺陷。对他来说，根本无须像宗教那样去捍卫自由市场的完美无缺。例如，他在讨论自然垄断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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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似乎只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私人垄断、政府垄断或政府管制。三者都不是好的选择，我们因此必须次中选优……我的不得已的结论是，如果可以接受的话，私人垄断或许是最不坏的选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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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经济学家相比，弗里德曼要亲市场得多。但他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吗？很难说是。他承认在很多情况下市场表现很糟糕，也并没有把不那么支持市场的同事贬为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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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典型经济学家抑或弗里德曼自己都不自认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谁又是呢？唯一可能够格的就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追随者，尤其是他的学生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了。后者似乎的确无条件地反对市场表现次优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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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一种观点完全误解了经济学所主张的自由市场总是最优的思路。这种最优不是出于经济学家个人的道德观念，而是出于所有参与者自由及自愿行动以及满足消费者自由表达需要的立场。因此，政府干预将必然且总是远离这样一种最优状态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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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米塞斯与罗斯巴德都已经去世，但他们的观念——包括那些持赞同立场的博士们——仍在米塞斯研究所延续。不过类似这样的群体基本上已经放弃了主流经济学；其成员几乎只在彼此之间交流，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最近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不仅不属于主流经济学，而且是远离主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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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普遍指控显然是错误的。经济学家的确认为，市场要比其他人所承认的运行得更好。但是他们也承认存在例外。这些例外的范围随着新证据的发现而变化。而且通常是经济学家自己首先发现了这些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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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民主原教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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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的很多领域，多数派之所以有权占主导地位（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多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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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美国所面临的诱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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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开明与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指控之间是如此天壤之别，因此很难不去探究这种指控背后的动机。我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影射成分：指控别人也犯了跟自己一样的认知错误。以“创造论科学家”为例。创造论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遵循这样一条原则：经书，无论旧约还是新约，在任何其涉及的问题上都不会有错，因此应当从其通常的，本意的意义上去接受它。[16]简直没有比这更不科学的了。但是，创造论科学家的一个常规的辩论策略，是坚称“进化论及其同盟军——世俗的人文主义，才是真正的宗教”[17]。创造论者抨击主流进化论者的客观性，这种抨击似乎源自于他们在科学上不如其对手的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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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类似，“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最积极的反对者，自身通常可以被准确地称作“民主原教旨主义”的信奉者。它的最清楚的表达，归功于1928年总统大选中落败的候选人阿尔·史密斯（Al Smith）的一句名言：“民主的所有疾患可以通过更加民主来治愈。”[18]换言之，无论发生什么，民主本身是不可动摇的。维克托·坎伯（Victor Kamber）有一本书名叫《放弃民主》（Giving Up on Democracy）。[19]其书名在修辞上的表现力源于一种认为民主必须是答案的普遍观念。你可以指责民主，但你不能“放弃”它。很多人甚至对它的缺陷都大加赞赏。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就叫喊说：“民主是灰色的”，但“灰色是美丽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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