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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斯—金迪斯的对应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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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教育思想在 20 世纪前半叶成为自由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但是，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美国社会经历了越南战争、种族问题、城市问题等剧烈的社会变动，自由主义教育理论大幅倒退，远离了杜威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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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状况，自由主义教育理论被大规模修改。杜威提出的教育三大理念虽然仍旧有效，但是学校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成了最受重视的方面。这种 “专业技术—能力主义”理论（Technocratic-Meritocratic School）成为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学校教育最基础的论点之一。它基于这样的考虑，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人拥有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和权利都取决于个人拥有的知识、身体素质和其他能力，学校教育应该培养和发展孩子的知识、体魄及其他能力，并且教育的结果体现为完成学校教育的年轻人所从事的职业以及获取的经济性、社会性报酬。通过学校教育，学生的认知和思考能力得到发展，并实现个人人格成长，毕业之后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就业、薪资、权力分配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这就是“专业技术—能力主义”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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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观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入、权力以及地位分配的不平等都来源于劳动者的知识、技术以及身体能力的不平等。因此，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就必须首先实现学校教育的机会平等。事实上，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对教育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和创新，主要目的就是要解决当时美国社会中严重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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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专业技术—能力主义理论并没有统计分析的支持。比如学历高低与经济成就之间的统计相关性并不突出。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迪斯（Herbert Gintis）在他们的著作《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一书中就对此做了详细论述。受教育时间越长，通过 IQ 得分衡量的认知智能发展程度越高。然而，认知智能发展程度高却并不一定能够获得经济上的成功。认知智能发展程度对学校教育与经济成功之间的相关关系没有直接影响，反而学校教育的综合功能对经济成功具有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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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和 IQ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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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学校教育与经济成功之间的相关关系，必须提到 IQ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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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美国教育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教育机会的平等化，消除社会、经济乃至文化方面的差距。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孩子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教育补偿。美国教育部在 1964 年对 4 000 所中小学约 60 万名学生进行了大规模调查。1966 年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公布了详细的调查分析结果。《科尔曼报告》极具说服力地指出，20 世纪 60 年代为了改善教育不平等实施的财政再分配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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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曼报告》公布之后，1972 年以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为首的社会学家发表了《不平等：美国家庭和学校教育影响的再评估》（Inequality: A Reassessment of the Effect of Family and Schooling in America），强调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只不过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空谈。这种思想潮流后来在美国教育心理学者阿瑟·詹森（Authur Jensen）的理论中得到进一步阐释。詹森认为一切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都源于遗传决定的 IQ 差距，这种遗传特性无法通过学校教育改变。此后，心理学家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enstain）进一步对詹森的理论进行扩充和发展，他展开论证，认为 IQ 的分布状况决定了经济、社会特性的分布，而 IQ 具有很强的遗传倾向，因此社会和经济特性也会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以遗传的形式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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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斯—金迪斯的论文明确地指出了 IQ 学派的观点在统计学上的谬误，论证了这种理论的基础非常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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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 学派认为，个人的社会及经济背景越优越，IQ 也就越高，因此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对于这种主张，鲍尔斯—金迪斯通过对下列命题的证明否定了 IQ 学派的论据：经济上的成功会平均地由父母遗传给子女这一倾向，与从父辈继承的 IQ 指数没有任何关系。因此，社会、经济背景不同的两个群体，即使 IQ 水平完全相同，他们的经济地位平均来讲也会具有父母遗传给子女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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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可以证明，经济不平等在世代之间的传递，与通过 IQ 发挥作用的遗传机制之间不存在任何统计学意义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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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与平等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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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学校教育是否真的发挥了平等化功能，至少就美国的学校教育而言，回答是否定的。鲍尔斯—金迪斯研究中的统计观察可以概括如下：根据 1962 年美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在孩子 IQ 指数相同的情况下，学历是由社会背景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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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论是从统计学的证明来看，还是按照常理来看，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孩子一般而言学习成绩也较好，所以是不是可以说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造成的学历差距，是以学习成绩为基础的。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进行否定式推论。即使 6 至 8 岁的孩子 IQ 得分相同，拥有较好的经济社会背景的父母，相较于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父母而言，他们的子女教育水准更高一些。这种因父母的经济社会背景不同而导致的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差距，很少能够用不同阶层间的 IQ 差距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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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受教育年限的不平等只是学校教育不平等的极小部分。特别是在日本，学校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因此学校教育的不平等远远超过受教育年限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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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并没有向着解决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方向发展。相反，学校教育加剧了这些不平等，这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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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说，即使学校教育是朝着平等化的方向发展的，仍然存在统计学上的事实证明它并不能促进经济平等。劳动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对于上述问题从广泛的视角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明塞尔原本倾向于专业技术—能力主义的立场，但是在统计分析了美国学校教育对收入分布的影响之后，却得出了与自己的预期完全相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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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与法人资本主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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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能力主义思想在产业资本主义体制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以高度发展的技术为基础的现代产业生产技术，只有通过受过教育的人，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必须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知识水平。于是，学校教育把以前只有极少数特权阶级才能享受的教育向一般民众敞开了大门，使大家都能分享现代化产业社会带来的利益，这背后就存在着前面提到的平等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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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虽然在 20 世纪 60 年代积极地推进了自由主义教育理论为基础的教育制度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几乎全部以失败告终。鲍尔斯与金迪斯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及社会体制下，学校教育的社会统合、平等化和促进人格成长这三个功能无法以统一的形式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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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人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生产关系随着等级式分工的发展，遵循官僚秩序，由自上而下的权限和管理体系来决定，而不是以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为基础。开展生产活动的企业作为一个有机组织，依照核心经营管理体系规定的秩序运作，这样的社会关系绝不具有民主主义的性质，也缺乏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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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具有一种让人们紧密联系、彼此沟通意见的制度，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根据自发的兴趣和意愿来行动。但是，法人资本主义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事实上，劳动者、技术人员，甚至管理者自身，都不得不遵循外部权威和市场标准以及法人企业的等级分工来开展工作。接受了学校教育的年轻人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就业，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工作呢？答案仍然是这种压抑、非民主主义的等级分工。在法人资本主义体制下，人们依照市场原理就业和劳动，对一般的劳动者或技术人员来说，想要根据内在动机来选择自己的行动几乎等同于失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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