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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与平等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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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学校教育是否真的发挥了平等化功能，至少就美国的学校教育而言，回答是否定的。鲍尔斯—金迪斯研究中的统计观察可以概括如下：根据 1962 年美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在孩子 IQ 指数相同的情况下，学历是由社会背景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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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论是从统计学的证明来看，还是按照常理来看，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孩子一般而言学习成绩也较好，所以是不是可以说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造成的学历差距，是以学习成绩为基础的。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进行否定式推论。即使 6 至 8 岁的孩子 IQ 得分相同，拥有较好的经济社会背景的父母，相较于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父母而言，他们的子女教育水准更高一些。这种因父母的经济社会背景不同而导致的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差距，很少能够用不同阶层间的 IQ 差距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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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受教育年限的不平等只是学校教育不平等的极小部分。特别是在日本，学校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因此学校教育的不平等远远超过受教育年限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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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并没有向着解决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方向发展。相反，学校教育加剧了这些不平等，这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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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说，即使学校教育是朝着平等化的方向发展的，仍然存在统计学上的事实证明它并不能促进经济平等。劳动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对于上述问题从广泛的视角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明塞尔原本倾向于专业技术—能力主义的立场，但是在统计分析了美国学校教育对收入分布的影响之后，却得出了与自己的预期完全相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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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与法人资本主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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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能力主义思想在产业资本主义体制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以高度发展的技术为基础的现代产业生产技术，只有通过受过教育的人，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必须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知识水平。于是，学校教育把以前只有极少数特权阶级才能享受的教育向一般民众敞开了大门，使大家都能分享现代化产业社会带来的利益，这背后就存在着前面提到的平等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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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虽然在 20 世纪 60 年代积极地推进了自由主义教育理论为基础的教育制度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几乎全部以失败告终。鲍尔斯与金迪斯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及社会体制下，学校教育的社会统合、平等化和促进人格成长这三个功能无法以统一的形式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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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人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生产关系随着等级式分工的发展，遵循官僚秩序，由自上而下的权限和管理体系来决定，而不是以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为基础。开展生产活动的企业作为一个有机组织，依照核心经营管理体系规定的秩序运作，这样的社会关系绝不具有民主主义的性质，也缺乏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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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具有一种让人们紧密联系、彼此沟通意见的制度，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根据自发的兴趣和意愿来行动。但是，法人资本主义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事实上，劳动者、技术人员，甚至管理者自身，都不得不遵循外部权威和市场标准以及法人企业的等级分工来开展工作。接受了学校教育的年轻人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就业，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工作呢？答案仍然是这种压抑、非民主主义的等级分工。在法人资本主义体制下，人们依照市场原理就业和劳动，对一般的劳动者或技术人员来说，想要根据内在动机来选择自己的行动几乎等同于失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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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斯和金迪斯在《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一书中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美国这种典型的法人资本主义体制下，学校制度不仅无法发挥霍瑞斯·曼（Horace Mann）提出的“伟大的平等化装置”的作用，甚至反而会强化法人资本主义体制下等级分工的非民主和压抑的性质。“（学校）教育制度与经济的社会关系相对应，于是重复生产出了经济不平等，束缚了人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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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的观点来看，自由主义思想如果不直接触及法人资本主义这种决定经济、社会关系的制度本身，只改革教育制度，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空谈。鲍尔斯和金迪斯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教育改革之所以失败，原因就是没有注意到美国资本主义体制下，压抑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中的根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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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为了追求教育机会均等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运动。美国尝试的“开放型教室”以及“自由学校”等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生实现人格成长、扩大人类解放的可能性等。鲍尔斯和金迪斯并没有否认教育改革运动的这些贡献，他们自信地写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压抑、削弱个体的力量，以及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均等现象并不是源自教育制度，也不是如今不平等且压抑的学校的产物。压抑和不平等的根源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功能之中。这是现代经济体制的特征，它彻底消灭了人们参与管理经济生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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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通资本 03 凡勃伦的大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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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的大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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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主要以鲍尔斯和金迪斯在《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中论述的思想为中心，探讨了学校教育与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鲍尔斯—金迪斯的理论具有一种对应原理的性质，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在美国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压抑、非民主主义的法人资本主义体制下，自由主义教育改革必然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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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还介绍说，乔治·杜威奠定了自由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杜威在当时尚处于草创时期的芝加哥大学任教，是当时美国教育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他的信念是，美国民主主义政治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调和，可以形成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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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凡勃伦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针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学校教育的倾向性，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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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的观点主要针对大学教育，他的大学论在 1918 年出版的著作《美国的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中有详细论述。该书的副书名是“商业人士引导大学行为的备忘录”（A Memorandum on the Conduct of Universities by Business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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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首先阐明了近代社会中大学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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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社会积累了怎样的知识作为“真理”，决定了它具备怎样的特征。凡勃伦将这些作为“真理”的知识称为“由少数人掌握的深奥（esoteric）知识”。它包含了哪些内容，又由什么人掌握和传承，在不同的文明社会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真理”的形式由科学家、学者、智者、神官、牧师、僧侣、医生等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家或某个行业的知名人物，一起组成精英集团永久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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