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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的大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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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主要以鲍尔斯和金迪斯在《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中论述的思想为中心，探讨了学校教育与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鲍尔斯—金迪斯的理论具有一种对应原理的性质，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在美国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压抑、非民主主义的法人资本主义体制下，自由主义教育改革必然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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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还介绍说，乔治·杜威奠定了自由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杜威在当时尚处于草创时期的芝加哥大学任教，是当时美国教育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他的信念是，美国民主主义政治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调和，可以形成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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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凡勃伦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针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学校教育的倾向性，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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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的观点主要针对大学教育，他的大学论在 1918 年出版的著作《美国的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中有详细论述。该书的副书名是“商业人士引导大学行为的备忘录”（A Memorandum on the Conduct of Universities by Business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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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首先阐明了近代社会中大学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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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社会积累了怎样的知识作为“真理”，决定了它具备怎样的特征。凡勃伦将这些作为“真理”的知识称为“由少数人掌握的深奥（esoteric）知识”。它包含了哪些内容，又由什么人掌握和传承，在不同的文明社会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真理”的形式由科学家、学者、智者、神官、牧师、僧侣、医生等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家或某个行业的知名人物，一起组成精英集团永久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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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知识一般并不会带来物质或现实的价值，它们本身就具有固有的价值，而且多以宗教、巫术、神话、哲学或者科学体系的形式存在。但是，不论形式如何，作为文明社会的核心，这些知识象征着该文明社会的性质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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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明社会来说，这些知识也是最基本的真理，是人们认为的永远真实的知识形成的体系。积累和维持这些知识的专家组织，无论在哪个文明社会都被看作是最神圣的。专家组织的目的是永无休止地追求作为“真理”的知识，耗尽毕生心血去积累和维持这些知识。不过，一般来说，他们从事的是分工极为严格和专业化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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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的文明社会，特别是西欧各国的大学在这个过程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大学的范围和方法因所处的文明社会不同而存在差异，但需要的资质和能力是相同的，都是人类追求知识的本能朝着特定方向发展的结果，这是所有文明社会都具备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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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征具有两个方面，说明了在文明社会中积累和维持深奥知识的专家集团的特点。凡勃伦用两个独特的短语“idle curiosity”和“instinct of workmanship”来表达人类固有的这种本能特性。人类会本能地追求知识、崇拜和赞扬知识。“idle curiosity”强调的就是追求知识本身，而不是知识带来的物质或现实有用性。这个词没有对应的翻译，我暂且将它称作“自由求知欲”。“instinct of workmanship”是凡勃伦经济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指技术人员、工匠以及劳动者具有一种本能，他们总是试图选择那些从生产角度来看最佳的生产技术、原材料以及生产工序。但是在现实社会中，这种本能倾向由于受追求利润等外部因素的支配，往往无法实现，凡勃伦认为这就是劳动者产生自我异化的最重要原因。这个单词也没有恰当的翻译，一般译作“作业本能”，在这里我把它称作“匠人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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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两种本能倾向，大学作为专门寻求知识的场所，在文明社会中居于核心地位。如今，技术在大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一方面产业技术的应用使深奥知识的积累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大学里积累的深奥知识也使产业技术得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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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代技术具有目的性和功利性，而且极其僵化。它以机械过程为中心，在产业层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而背后的实际推动者则是法人化的企业。大学对深奥知识的积累，尽管与法人企业对知识、技术的需求在动机上不同，但本质上仍然具有共同的性质。在法人企业中工作的人具有的“匠人气质”，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之间往往存在矛盾，形成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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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大学作为法人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一种制度存在、延续，它的运行就会随时面临着被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至高目标支配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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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大学之所以是文明社会的象征，是因为它是人类基于“自由求知欲”和“匠人气质”这两个本能，追求积累深奥知识的场所。但是，大学只不过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高等教育由性质迥异的两种行为构成，一种是研究学问和探索科学，另一种是教育学生。对大学来说，研究学问当然是首要的，然而教育学生虽然次要也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因为教育能够左右研究的质量和成果。不过，还是要强调，教育学生归根结底只是第二位。大学因其首要功能而在本质上有别于其他教育机关，它存在的本源是探求知识，是消除一切功利性和实用性目的，求索知识的场所。因此，大学中的人在行为方式、习惯、基本倾向上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共同的模式。这也只有在基于自由精神，使用最新科学技术知识进行学术研究的环境中，才有可能实现。大学以外的教育机构中的那些规律、规则在这里没有存在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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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的大学却引入了那些在法人企业占统治地位的标准。即知识能够带来多少经济利益？他们导入这种市场标准，用一些外在的标准评价大学的研究人员，例如他“生产”出了多少有用的知识？教育了多少学生？大学本身也要在利润最大化的约束条件下经营，就像企业一样。如同凡勃伦的副标题所表达的，利用法人资本主义中占统治地位的利润原理，大学这个曾经的神圣组织沦落到受世俗商业人士的管理和运营。凡勃伦哀叹，法人资本主义下压抑、非民主主义的等级分工理论将占据核心地位，自由求知欲和匠人气质将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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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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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全世界大学中的人都在关注，面对政府的压力，应该如何守护大学的自由（academic freedom）。国立大学自不必说，私立大学对国家财政支持的依赖性也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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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作为重要的社会共通资本，本应象征一国文化水平的高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此时的重要课题就是，面对国家（nation）统治机关——政府（state）施加的压力，怎样才能守护大学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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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自由包括人事任免自由、研究自由，并且能够自主设定授课及课程内容，对新生选拔方法和标准具有自主性等。但是，在财政上不得不依赖国家或其他外部组织的情况下，大学如何保持自主性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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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研究的规模越来越大，所需的研究人员数量越来越多，研究设施的规模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扩大，研究所需的经费更是天文数字。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才能在不丧失大学自主性和内在动力的前提下，塑造能够进行创造性前沿研究的环境。高水平研究所需要的经费已经无法依靠大学自筹来解决，必须由国家或者企业投入大量资金。但是，如果引入资金阻碍了大学的自由，也就破坏了自由的研究氛围，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创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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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大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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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英国大学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训。众所周知，“大学基金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以下简称 UGC）在英国的大学教育制度中起着核心作用。UGC 在 1919 年由政府主导成立，曾经由财政部直接管辖。UGC 的职责是从财政部获得所有大学的财政预算（lump sum），再分配给各个大学。各大学可以自由利用各自预算内的资金，开展研究和教育。UGC 的主要目的是代表所有大学向政府和国民提出主张，绝不是代表政府向大学传达政府的意志和指示。UGC 最初由 12 名工作人员组成，不干涉大学如何使用各自的预算。英国的大学曾经有一句口号：“政府出钱不出意见”，这句话代表了当时大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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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英国大学制度内部也设置了制度性安全阀来守护大学的自由。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等起首要作用的大学都是由学院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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