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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时代的剑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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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以剑桥大学为例，它由大约 28 个学院构成，以三一学院、国王学院、王后学院等历史悠久的学院为核心，也包括一些不太知名的新建学院。剑桥大学依靠国家预算运营，但是各个学院都是私立组织，依靠私人性质的资金运营。除了两三个特例外，剑桥的各学院均为四年制“学馆”，学生在各学院住宿，去大学听课。从资金来源于 UGC 这一点来看，剑桥大学属于国立，但是如前所述，政府不会干涉剑桥大学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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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各学院都拥有丰厚的基金，在人事和财务上完全独立。学院在法律上由院士（fellow）集团所有，这个组织负责学院相关的所有管理和运营。院士原则上要住在学院里，或者在学院附近居住，随时参与学院的日常运作。学院的财务和会计工作人员叫作财务主管（bursar），地位仅次于院长（master），是职责非常重大的岗位。顺便介绍一下，凯恩斯曾经担任国王学院的财务主管，他的继任者是理查德·卡恩（Richard Ferdinand Kahn）。各学院之间曾经展开过名画和名酒竞争，分别由名画委员会（Hanging Committee）和酒窖委员会（Cellars Committee）负责，由院士中年高德劭的成员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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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院士在大学里都要承担教学任务，但也有不教课的院士。院士的收入有两部分，分别来自大学和学院，由学院调整并确定“适当的”金额。来自学院的收入叫作红利（dividends），因为学院的收入来源于基金投资的股息和收益。我曾工作过的学院的基金就以对前英属殖民地罗得西亚（Rhodesia，现改名为津巴布韦）的投资为主，委任罗斯福家族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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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学院对于招生都有各自独特的方法，独立判断和决定。考生获得学院的入学许可即可自动成为剑桥大学的学生。我在剑桥任教时（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政府奖学金非常优厚，家庭收入水平很低的学生可以获得覆盖学费和学院住宿费用（room & board）的全额奖学金。家庭收入越高的学生，得到的奖学金越少，家庭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则不能领取奖学金。当然，这种来自政府的奖学金不需要偿还。由于学院住宿费用比较昂贵，奖学金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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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学院按照各自的方法和标准招生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任教的学院专门有一位资深顾问（senior tutor），由他一人独自负责新生入学。资深顾问由地位仅次于院长和财务主管的人担任。当时的这位资深顾问是一位学识造诣颇深的老先生，他的工作非常繁重，一年中几乎没有任何休息时间，不停地奔波于英国各地。只要有学生提交入学申请，资深顾问就需要登门拜访，与学生本人及家长见面，还要去这名学生所在的高中，面对面地向老师详细咨询，或者与考生的朋友一起喝下午茶来了解情况。然后从各个角度来判断这名学生如果成为学院的一员，能够对他本人的人性及人格成长带来哪些益处。此外，资深顾问还要站在学院的角度考量这位学生是否符合学院的特点和特征，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批准他入学。总之，资深顾问围绕新生入学的工作需要耗费心血，四处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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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与资深顾问一同参加学院举办的晚餐会，有时候也和他一起共进晚餐。每一次他都会向我详细讲述前一天或者当天遇到了什么样的学生，去了什么地方。我想这位资深顾问也是在不断地征求同事对自己所做判断的支持或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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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资深顾问本身是一位成绩斐然的物理学家，并且还具有崇高的人格。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然为学院的发展和学生的未来倾注心血，这种忘我的工作热情令人敬佩。院士们对资深顾问可以说是无条件信任，他对学生的判断，院士们从未提出过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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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学生为了听课会赶到大学，但是实际上并不十分积极。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大学的授课都在大型教室进行，大都是中规中矩的课程，内容也缺乏新颖之处。另一方面，因为只要参加期末考试就可以顺利毕业，大部分学生都在宿舍或图书馆看书。午后时分，他们经常三五成群地到学院的草坪上打橄榄球，或者去剑河划小船游玩。日落之后，学生们会聚到学院的公共餐厅中喝杯啤酒。这就是剑桥大学学生的日常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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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学生需要每周和自己的指导教授面谈一次，大约 1 个小时的谈话多以学习为中心，指导教授会点评学生的汇报，或者为他布置新的课题和作业。虽然我没有做过指导教授，但我曾经指导过经济学院的几名研究生，也和他们一起在公共餐厅喝啤酒。当时一些学生说过的话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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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首席毕业生的身份从剑桥大学毕业的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去贵族学校（public school）任教，成绩稍逊一点的学生则选择去做研究或者当公务员，成绩最差的学生才会去银行工作。对他们来说，人生的最高目标是立志成为伊顿公学（Eton College）或拉格比学校（Rugby School）等名门贵族学校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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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剑桥大学任教的这个学院非常接近大学的理想状态。过了这么长时间，现在我在思考大学作为社会共通资本的问题时，浮现在脑海里的还是这个学院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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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在我面临留在剑桥大学还是回到日本的抉择时，这个学院，或者更确切地说，英国的所有大学都存在的两个问题使我最终还是放弃了留在剑桥大学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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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学院之所以能保持自由、开放、充满学术氛围，是因为他们拥有丰厚的基金投资红利，其中大部分都来自对前英属殖民地罗得西亚的投资。英国统治殖民地的残虐和卑劣程度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想到他们对殖民地人民的血腥压迫和剥削，以及对殖民地自然环境的无情破坏，我放弃了继续留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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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大部分学院的院士都把自己看作伊丽莎白女王的骑士，具有强烈的捍卫大英帝国的意识。对于英国的王室，确切地说对于伊丽莎白女王，院士们普遍都怀有挚友一般的亲近感。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时常流露出一种意识，认为自己正在保护伊丽莎白女王，支持着大英帝国的荣光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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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学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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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教育科学部接替财务部成为 UGC 的主管部门，英国的大学也进入了全新的环境之中。教育科学部对大学预算分配过程的监管直达细节，同时还从专业角度插手大学的研究和教育内容。特别是撒切尔政权期间，与大学相关的预算被大幅缩减，很多大学渐渐失去了过去自由开放的氛围。应该说，在《罗宾斯报告》（Robbins Report）提出的大学大众化和高效化的时代大潮当中，这是必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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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大学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取得了无数独创和进取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大的原动力就是英国大学的自由和宽裕。所以，大学的衰退也将使英国文化整个笼罩在阴影之下。那么，日本的大学情况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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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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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于 1947 年开始实行新的学制。时任旧制第一高等学校校长的天野贞祐先生因反对新学制的改革而辞去校长职务。当时，天野校长把全校学生集中到伦理讲堂，举行了辞职演说。遵照占领军的命令改革为新的学制，旧制高等学校就此废止，这种改革完全忽略了日本的社会、历史条件，必将危及日本的未来。天野校长声泪俱下的辞职演说至今仍然回响在我的耳畔。我们全体肃立，无声地听天野校长宣称他将在此辞去旧制第一高等学校校长职务，而后专事对康德的研究。但是，演说给我们带来的感动还未褪去，天野先生却就任文部大臣，摇身一变成为推行新学制改革名义上的负责人，我们因此深受打击。对于就任文部大臣一事，想必天野先生也是深思熟虑后才做出的决定，但是时至今日我对此仍然无法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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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制的理念是教育的民主化和平等化，大学教育也在这股潮流中实现了均等化和大众化的发展。从数据来看，1950 年全日本的大学学生总数约为 22.5 万人，到 1999 年激增至 270 万人以上。大学教员的人数也在此期间由 1.5 万人增长至 14.8 万人。目前，日本的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总数已经超过 600 所。大学作为学术研究场所的同时，还应作为促进学生人格成长和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场所，但是在这股大众化的潮流中，各所大学是否能够充分发挥这些分内的职能呢？或者说，这六百多所大学已经无法用一个具有共性的大学概念来看待了，大学这种制度具有了多种不同的目的，也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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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教育改革家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曾经使用“巨型大学”（multiversity）的概念来阐述大学具有的多样化的目的和功能。克拉克所说的巨型大学多指一所大学具备的多元化的目的和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各所大学分别具有不同的目标，实现不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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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学的大众化和均等化意味着，像东京大学这样在学术研究和学生教育方面发挥了主导（primacy）功能的大学的相对衰退。特别是以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的成立为契机，提出“教育的高效化”这种莫名其妙的思想，并通过临时教育审议会确定了具体的政策改革程序。战后教育在行政工作上原本就受平等主义和效率主义的错误思想统治，这种趋势今后还将愈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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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开始至今一直强调的效率原则，一旦在大学行政中付诸实践，将会给社会和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这已经是明白无误的事实，在此无须赘述。这种思想长期统治着战后的教育部，对日本高等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带来的毒害无法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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