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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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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于 1947 年开始实行新的学制。时任旧制第一高等学校校长的天野贞祐先生因反对新学制的改革而辞去校长职务。当时，天野校长把全校学生集中到伦理讲堂，举行了辞职演说。遵照占领军的命令改革为新的学制，旧制高等学校就此废止，这种改革完全忽略了日本的社会、历史条件，必将危及日本的未来。天野校长声泪俱下的辞职演说至今仍然回响在我的耳畔。我们全体肃立，无声地听天野校长宣称他将在此辞去旧制第一高等学校校长职务，而后专事对康德的研究。但是，演说给我们带来的感动还未褪去，天野先生却就任文部大臣，摇身一变成为推行新学制改革名义上的负责人，我们因此深受打击。对于就任文部大臣一事，想必天野先生也是深思熟虑后才做出的决定，但是时至今日我对此仍然无法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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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制的理念是教育的民主化和平等化，大学教育也在这股潮流中实现了均等化和大众化的发展。从数据来看，1950 年全日本的大学学生总数约为 22.5 万人，到 1999 年激增至 270 万人以上。大学教员的人数也在此期间由 1.5 万人增长至 14.8 万人。目前，日本的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总数已经超过 600 所。大学作为学术研究场所的同时，还应作为促进学生人格成长和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场所，但是在这股大众化的潮流中，各所大学是否能够充分发挥这些分内的职能呢？或者说，这六百多所大学已经无法用一个具有共性的大学概念来看待了，大学这种制度具有了多种不同的目的，也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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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教育改革家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曾经使用“巨型大学”（multiversity）的概念来阐述大学具有的多样化的目的和功能。克拉克所说的巨型大学多指一所大学具备的多元化的目的和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各所大学分别具有不同的目标，实现不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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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学的大众化和均等化意味着，像东京大学这样在学术研究和学生教育方面发挥了主导（primacy）功能的大学的相对衰退。特别是以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的成立为契机，提出“教育的高效化”这种莫名其妙的思想，并通过临时教育审议会确定了具体的政策改革程序。战后教育在行政工作上原本就受平等主义和效率主义的错误思想统治，这种趋势今后还将愈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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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开始至今一直强调的效率原则，一旦在大学行政中付诸实践，将会给社会和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这已经是明白无误的事实，在此无须赘述。这种思想长期统治着战后的教育部，对日本高等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带来的毒害无法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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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领头的大学，作为日本高等教育的核心机构，不仅引导学术研究最前沿的方向和水平，还为青年人才提供了一个青春的舞台。这些青年将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发挥主导作用。正是用这种方式，大学塑造了日本社会年轻一代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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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学的大众化和均等化让各大学威信扫地。要守护大学的自由，让大学的研究和教育维持较高的水平也变得愈发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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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自由原本就不是靠法律或制度来守护的，而是大学人一致且明确的目标意识促成的，也需要政府和普通居民对此充分理解并形成共识。要实现大学的自由，每一名大学人首先要洁身自好，将全部精力投入研究和教育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提高日本的整体学术及文化水平。不要忘记，大学要树立威信必须以自由为前提，而要保持大学的自由也只有在树立威信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这原本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从这个视角来看，可以说被寄予厚望应该发挥主导作用的那几所大学，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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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经济条件也在经历历史性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大学能够为充分发挥自己原本的功能而对内部条件及制度进行真正改革吗？恐怕大多数人都会得出否定的答案。克拉克·克尔曾经把大学改革比喻为墓地迁移，形象地说明了无法依靠内部的动力来实现大学改革。但是，目前日本的大学面临着各种严重的危机综合征，即使是墓地也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搬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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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必须要采取的政策是，对发挥主导作用的各个大学（包括国立、公立及私立大学）进行机构和制度改革，配备相应的财政预算，彻底保证大学的自由，使它们能够进行最高水平的研究和教育。然后，在各个大学设置评议委员会，对大学管理的方方面面发挥监督作用，加深社会对大学存在意义的理解。不用说，这些大学并不需要在所有的领域都投入研究和教育，应该根据自身的历史和传统等条件，有选择地决定在哪些领域展开个性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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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日本大学缺乏自主性和主体性的问题越来越显著，在新教育行政程序实施以后，这个问题更是愈发严重。日本也有很多具有优良传统的大学，它们治学严谨，在众多学术领域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时过境迁，优势不再，如今我担心的是大学将全面丧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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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人资本主义”由奥村宏在《法人资本主义的构造》（1973）中第一次提出。它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主要特征为法人企业互相持有股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与个人大量持有股份并管理公司的形态相比，日本的公司更多地采用了企业之间互相持有股份，由不持有股份的管理者来管理公司的形态，从这个角度将日本的资本主义定义为法人资本主义。此时的资本主义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财阀企业的结合形态，经营者个人不拥有股份，所以看不到自然人的面孔，是以法人为主角的资本主义。根据 1953 年修订之后的《垄断禁止法》，股份公司之间的相互持股得到法律允许。此外，随着 1963—1964 年以后经济体制的开放，为了防止外资流入后篡权夺位，大藏省和通产省积极推行公司之间相互持有股份的做法，使这一形态得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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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通资本 第 5 章 作为社会共通资本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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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共通资本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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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一词的含义通常与《世界卫生组织宪章》所定义的“保健”相同。也就是说，医疗为居民提供服务，保障健康，使人们远离疾病和伤害。如果把医疗作为社会共通资本来考虑，“政府”就有义务制定相应的制度，使所有的居民都能够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与保健和医疗相关的基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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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政府”必须在不同区域制定计划构建医院体系，采取必要的财政措施建设和管理医院。此外，还必须培养医生、护士和检查技师等医疗专业从业人员，建设医疗基础设施，提供医疗设备、检验仪器和药品，为所有的居民提供原则上免费或者低廉的保健和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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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可利用的稀缺资源有限，无法按照居民的需求无限制地提供保健、医疗服务。因此，需要在某种意义上按照社会标准来分配稀缺资源。例如医院等医疗设施、设备建在哪里，如何建设；培养多少医疗行业的专业人员，比如医生；将他们分配到哪里，如何分配；以及如何进行实际的医疗行为，看病的费用，特别是检查和药品的成本由谁、按照什么标准负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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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社会标准绝对不能用官僚方式来确定，也不能按照市场准则来分配，必须以医疗专家为中心，在医学相关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决定，不能违反医疗职业规范和道德。因此，这种社会标准要配备一定的制度条件，并以全社会的认同为前提，通过医生之间互评和互检的同行评议（peers review）等方式，随时检验医疗专家的职业能力、日常表现和人格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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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了这些制度前提，在保健和医疗服务中实际投入的稀缺资源和花费的成本就决定了国民的医疗费用，这一金额也是从国民经济整体来看最合理的医疗费用。不是根据经济决定医疗水平，而是使经济发展符合医疗水平，这是将医疗作为社会共通资本来考虑的基本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同等条件下国民医疗费用占比越高越理想。国民医疗费用高意味着医生等医疗职业专家数量多，经济和社会地位也较高，也就意味着形形色色的稀缺资源被用于保健和医疗服务，更多有形和无形的稀缺资源被投入到与医学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此情况下，从居民的情感到文化以及社会整体都更稳定、更富魅力。制度主义经济学就包含了应该制定怎样的制度，并且使这种医疗制度能够在经济上、财政上成为可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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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的最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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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给医疗的稀缺资源也包括医生、护士、检验技师等医疗工作人员，他们也属于稀缺资源。不是所有的居民都能够自由地、不受限制地享受所需的医疗服务，因此必须考虑采取怎样的制度，才能在每个时点上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并且也是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看符合公平的方式，来分配各种优先的医疗资本。此外，如何使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医生和护士等医疗工作人员）的职业和专业道德与个人内在动机保持一致，这样的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问题也是将医疗作为社会共通资本考虑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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