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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共通资本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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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一词的含义通常与《世界卫生组织宪章》所定义的“保健”相同。也就是说，医疗为居民提供服务，保障健康，使人们远离疾病和伤害。如果把医疗作为社会共通资本来考虑，“政府”就有义务制定相应的制度，使所有的居民都能够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与保健和医疗相关的基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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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政府”必须在不同区域制定计划构建医院体系，采取必要的财政措施建设和管理医院。此外，还必须培养医生、护士和检查技师等医疗专业从业人员，建设医疗基础设施，提供医疗设备、检验仪器和药品，为所有的居民提供原则上免费或者低廉的保健和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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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可利用的稀缺资源有限，无法按照居民的需求无限制地提供保健、医疗服务。因此，需要在某种意义上按照社会标准来分配稀缺资源。例如医院等医疗设施、设备建在哪里，如何建设；培养多少医疗行业的专业人员，比如医生；将他们分配到哪里，如何分配；以及如何进行实际的医疗行为，看病的费用，特别是检查和药品的成本由谁、按照什么标准负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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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社会标准绝对不能用官僚方式来确定，也不能按照市场准则来分配，必须以医疗专家为中心，在医学相关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决定，不能违反医疗职业规范和道德。因此，这种社会标准要配备一定的制度条件，并以全社会的认同为前提，通过医生之间互评和互检的同行评议（peers review）等方式，随时检验医疗专家的职业能力、日常表现和人格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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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了这些制度前提，在保健和医疗服务中实际投入的稀缺资源和花费的成本就决定了国民的医疗费用，这一金额也是从国民经济整体来看最合理的医疗费用。不是根据经济决定医疗水平，而是使经济发展符合医疗水平，这是将医疗作为社会共通资本来考虑的基本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同等条件下国民医疗费用占比越高越理想。国民医疗费用高意味着医生等医疗职业专家数量多，经济和社会地位也较高，也就意味着形形色色的稀缺资源被用于保健和医疗服务，更多有形和无形的稀缺资源被投入到与医学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此情况下，从居民的情感到文化以及社会整体都更稳定、更富魅力。制度主义经济学就包含了应该制定怎样的制度，并且使这种医疗制度能够在经济上、财政上成为可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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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的最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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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给医疗的稀缺资源也包括医生、护士、检验技师等医疗工作人员，他们也属于稀缺资源。不是所有的居民都能够自由地、不受限制地享受所需的医疗服务，因此必须考虑采取怎样的制度，才能在每个时点上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并且也是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看符合公平的方式，来分配各种优先的医疗资本。此外，如何使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医生和护士等医疗工作人员）的职业和专业道德与个人内在动机保持一致，这样的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问题也是将医疗作为社会共通资本考虑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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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1 年开始实行全民保险制度以来，日本的医疗制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历了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日本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医疗规模也显著扩大。随着医疗技术的高速发展，医疗设备的现代化节奏不断加快，国民医疗费用也大幅增加。高龄人群的比例不断增加，并且这一趋势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将持续下去。面对这种情况，国民医疗费用的增加引人瞩目，特别是由此导致的政府财政负担增加逐渐成为焦点。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单纯从国民医疗费用的增加或财政负担加重等视角来看待医疗问题，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我们必须把医疗制度作为社会共通资本，从这一视角出发，将医疗制度的实质内容，而不是经济上的医疗费用，作为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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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医疗制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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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医疗制度最根本的问题是基于保险计分制的诊疗报酬制度。在目前的诊疗收费制度下，医疗供给体制不可能长期保持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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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下，医疗保险大致分为国民健康保险和职工保险。99% 的国民都可以通过一定形式享受医疗保险，缴纳的保险费大致与收入成正比，并设有一定的上限。应该看到，这样的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倒退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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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给付的内容包括以实物形式提供诊疗、用药、医疗材料、伤口处理、手术、住院、看护、转移等服务。职工保险中包含一定程度的伤残补助，但是当前的问题是雇用保险中不包含床位差额以及全程陪护门诊等费用，不过给付比例由原来的 50% 提高到了 70%。此外，高龄医疗在 1973 年实现了免费化，但随后在 1983 年又废止了这项制度，最近甚至出现了要求提高个人负担比例的倒退倾向。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主导的财政改革所产生的弊端在医疗制度上尤其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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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费的 90% 都按照健康保险法的规定，依据诊疗报酬计分标准支付给医疗从业者。也就是说，由各医疗保险机构每个月统计所有保险适用患者当月接受的医疗服务的详细费用，依据诊疗报酬分数，每 1 分折合 10 日元计算出诊疗的明细费用，提供给医疗机构所在地的行政主管部门。然后，经过社会保险诊疗报酬支付基金的审核后，向医疗机构支付适当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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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报酬计分表分为“甲表”和“乙表”，针对诊疗、疗养、检查、手术等常规医疗服务罗列了详细的项目，并针对不同项目设定了相应的分数。保险计分表的评价体系最明显的特征是以物质成本为核心，低估了医生、护士和其他检查技师等技术成本。有研究指出，英国的基础服务制度实质上已经崩溃，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医生以及医疗从业人员的工资体系过于随意，并且常年保持在过去的低水平上；日本的保险计分制度是重复英国旧路，因此面临着同样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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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计分制度还有一个必须指出的弊端：它完全忽略了医生的经验和技术水准等要素。甚至有时候由于医生技术水准低、缺乏经验，造成手术失败，导致患者出现并发症；但此时保险计分反而增加，患者需要支付的金额也更多。这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医生以外的医疗专家身上，特别是护士的技术工资被压得极低，却不得不在极其繁重的劳动强度下工作，这也是日本医疗制度中最显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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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日本保险计分表后，我们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大部分医疗机构都面临着严重的经营困境。因为诊疗、伤口处理、手术等几乎所有的医疗行为都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实际所需的费用仅依靠现行的保险计分表计算出的支付金额远远不够。然而，大多数医疗机构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经营问题，原因就是检查费、药费、特殊治疗材料费、输血费等项目的盈余填补了医生和护士等人工费用、设施和器械等维护费的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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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最优与效益最优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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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日本医疗制度的矛盾来自医疗最优与效益最优之间的背离。从医学角度来看最优的医疗行为，效益上却可能达不到期望的结果。长期以来，很多效益稳定的医疗机构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让诊疗行为从医学角度看也是优选的行为。因此在探讨现行医疗制度时，需要重点关注的并不是巨额医疗费这样的经济尺度，而应该把医疗标准与效益标准的背离作为最核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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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费用逐年增加，经常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疑问，探讨最优的医疗费用应该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但是，这不是仅依靠经济学的框架就能解答的问题，还必须从医学角度出发，探索理想的医疗制度应该具有哪些性质，想要实现公正、高效需要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或经营制度。总而言之，应该先确立医疗制度，在此基础上再来设定相应的经济制度，而不是让医疗配合经济，这才是将医疗作为社会共通资本来讨论的最根本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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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将医疗制度作为社会共通资本来探讨，最基本的条件是当医生从医学角度判断出的最优诊疗行为，所需的费用总是能够与医生所在医疗机构的收入相一致。从患者的立场来看，无论收入、居住地、人种或性别等条件如何，都能够随时获得医学或医疗技术上最优的诊疗，这是需求面的要求。在这一点上，现行制度虽然还有待改善，但是总体上还是很先进的。保险费率的逐步降低、保险金赔付率的逐步提高，特别是高龄医疗免费化等发展方向都符合人们的愿望，但是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以后的行政财政改革则是完全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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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疗制度的静态和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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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明确医疗制度作为社会共通资本的具体形式，笔者决定分别利用经济学常用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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