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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的最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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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给医疗的稀缺资源也包括医生、护士、检验技师等医疗工作人员，他们也属于稀缺资源。不是所有的居民都能够自由地、不受限制地享受所需的医疗服务，因此必须考虑采取怎样的制度，才能在每个时点上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并且也是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看符合公平的方式，来分配各种优先的医疗资本。此外，如何使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医生和护士等医疗工作人员）的职业和专业道德与个人内在动机保持一致，这样的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问题也是将医疗作为社会共通资本考虑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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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1 年开始实行全民保险制度以来，日本的医疗制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历了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日本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医疗规模也显著扩大。随着医疗技术的高速发展，医疗设备的现代化节奏不断加快，国民医疗费用也大幅增加。高龄人群的比例不断增加，并且这一趋势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将持续下去。面对这种情况，国民医疗费用的增加引人瞩目，特别是由此导致的政府财政负担增加逐渐成为焦点。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单纯从国民医疗费用的增加或财政负担加重等视角来看待医疗问题，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我们必须把医疗制度作为社会共通资本，从这一视角出发，将医疗制度的实质内容，而不是经济上的医疗费用，作为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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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医疗制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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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医疗制度最根本的问题是基于保险计分制的诊疗报酬制度。在目前的诊疗收费制度下，医疗供给体制不可能长期保持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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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下，医疗保险大致分为国民健康保险和职工保险。99% 的国民都可以通过一定形式享受医疗保险，缴纳的保险费大致与收入成正比，并设有一定的上限。应该看到，这样的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倒退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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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给付的内容包括以实物形式提供诊疗、用药、医疗材料、伤口处理、手术、住院、看护、转移等服务。职工保险中包含一定程度的伤残补助，但是当前的问题是雇用保险中不包含床位差额以及全程陪护门诊等费用，不过给付比例由原来的 50% 提高到了 70%。此外，高龄医疗在 1973 年实现了免费化，但随后在 1983 年又废止了这项制度，最近甚至出现了要求提高个人负担比例的倒退倾向。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主导的财政改革所产生的弊端在医疗制度上尤其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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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费的 90% 都按照健康保险法的规定，依据诊疗报酬计分标准支付给医疗从业者。也就是说，由各医疗保险机构每个月统计所有保险适用患者当月接受的医疗服务的详细费用，依据诊疗报酬分数，每 1 分折合 10 日元计算出诊疗的明细费用，提供给医疗机构所在地的行政主管部门。然后，经过社会保险诊疗报酬支付基金的审核后，向医疗机构支付适当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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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报酬计分表分为“甲表”和“乙表”，针对诊疗、疗养、检查、手术等常规医疗服务罗列了详细的项目，并针对不同项目设定了相应的分数。保险计分表的评价体系最明显的特征是以物质成本为核心，低估了医生、护士和其他检查技师等技术成本。有研究指出，英国的基础服务制度实质上已经崩溃，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医生以及医疗从业人员的工资体系过于随意，并且常年保持在过去的低水平上；日本的保险计分制度是重复英国旧路，因此面临着同样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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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计分制度还有一个必须指出的弊端：它完全忽略了医生的经验和技术水准等要素。甚至有时候由于医生技术水准低、缺乏经验，造成手术失败，导致患者出现并发症；但此时保险计分反而增加，患者需要支付的金额也更多。这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医生以外的医疗专家身上，特别是护士的技术工资被压得极低，却不得不在极其繁重的劳动强度下工作，这也是日本医疗制度中最显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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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日本保险计分表后，我们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大部分医疗机构都面临着严重的经营困境。因为诊疗、伤口处理、手术等几乎所有的医疗行为都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实际所需的费用仅依靠现行的保险计分表计算出的支付金额远远不够。然而，大多数医疗机构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经营问题，原因就是检查费、药费、特殊治疗材料费、输血费等项目的盈余填补了医生和护士等人工费用、设施和器械等维护费的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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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最优与效益最优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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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日本医疗制度的矛盾来自医疗最优与效益最优之间的背离。从医学角度来看最优的医疗行为，效益上却可能达不到期望的结果。长期以来，很多效益稳定的医疗机构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让诊疗行为从医学角度看也是优选的行为。因此在探讨现行医疗制度时，需要重点关注的并不是巨额医疗费这样的经济尺度，而应该把医疗标准与效益标准的背离作为最核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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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费用逐年增加，经常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疑问，探讨最优的医疗费用应该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但是，这不是仅依靠经济学的框架就能解答的问题，还必须从医学角度出发，探索理想的医疗制度应该具有哪些性质，想要实现公正、高效需要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或经营制度。总而言之，应该先确立医疗制度，在此基础上再来设定相应的经济制度，而不是让医疗配合经济，这才是将医疗作为社会共通资本来讨论的最根本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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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将医疗制度作为社会共通资本来探讨，最基本的条件是当医生从医学角度判断出的最优诊疗行为，所需的费用总是能够与医生所在医疗机构的收入相一致。从患者的立场来看，无论收入、居住地、人种或性别等条件如何，都能够随时获得医学或医疗技术上最优的诊疗，这是需求面的要求。在这一点上，现行制度虽然还有待改善，但是总体上还是很先进的。保险费率的逐步降低、保险金赔付率的逐步提高，特别是高龄医疗免费化等发展方向都符合人们的愿望，但是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以后的行政财政改革则是完全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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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疗制度的静态和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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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明确医疗制度作为社会共通资本的具体形式，笔者决定分别利用经济学常用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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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分析或者说短期内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给定了医疗或检查设施、器械以及医生、护士等医疗人力资源，应该实施哪些医疗行为，以及这些医疗行为产生的费用应该如何负担？给定了医疗机构的区域设置、规模、设备、器械等硬件资源，医生、医疗从业人员的社会分配，医疗专业人员的资质能力等人力资源时，应该依据何种标准选择患者，按照什么顺序、实施哪些诊疗？诊疗行为按照医生的指示来进行，此时就要求医生必须基于纯粹的医学判断来下达指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医生的判断不能受床位费、检查费、药品费、治疗费、手术费等与保险计分或价格有关的费用影响。按照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出的市场标准来提供医疗服务，医生就会选择使用带来更大收益的药品，以使利润最大化。如果医生采取了这种做法，也就丧失了作为医生的资格，丧失了患者的信任，医疗制度本身也将无法顺利实现应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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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医疗制度下，医生将选择医学上最优的诊疗行为，实际费用就直接成为该医生所在医疗机构的收入。也就是说，理想的制度不依据现行的保险计分制度支付相应的费用，而是根据各医疗机构的实际支出，由社会保险医疗报酬支付基金支付相应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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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确定“实际费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医生、护士等医疗专业人员的收入应该按照什么标准来决定，医疗行为应该如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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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些都不能适用弗里德曼的市场标准。依据市场标准，医生的收入应该由诊疗行为使患者获得了多少经济上的收益来决定。同样的手术对收入更高的患者能够比收入较低的患者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医生的收入也应该随之增加，这就是按照市场标准来决定医生收入时会出现的情况。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患者是一位濒临死亡的高龄患者，那么治疗的经济收益近乎为零，医生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也将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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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付给医生的报酬不能基于市场标准来决定，必须从社会角度考虑符合医生职业的水平。虽然要确切地决定医生的收入水平绝非易事，但是医生是最神圣的职业之一，因此从社会角度来考虑的收入水平必须反映出这种较高的地位。而且，医生的大部分报酬通常应该是固定工资，构成保险计分制度前提的绩效工资则应该尽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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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报酬制度的前提是医生在工作中能够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具有专业人士应该具备的科学见解和娴熟技能，并且有优秀的人格特质。此外，这样的制度还需要专家和社会对医生的诊疗行为随时进行严格的监控作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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