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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美国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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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末的金融危机与 30 年代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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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世界金融制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长时间的混乱和变革。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今日本金融系统出现的巨大混乱，完全可以称为是一场“金融危机”。世界的金融制度为什么会陷入如此严重的危机呢？详细分析其中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与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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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开始，以美国为中心围绕土地、初级产品、石油、黄金、美术及古董等对象的投机行为引发了金融泡沫。投机热潮又逐渐蔓延至股票市场，引起了规模空前的股票投机交易，股票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股价上涨。但是好景不长，1929 年 10 月到 11 月间，纽约股票市场经历了连续两次史无前例的股价暴跌。之后，股票价格持续下跌，与 1929 年 9 月的高位相比，1933 年的股价已经下跌了一半还多。纽约股票市场的股价暴跌引发了金融恐慌，影响很快波及整个美国经济，最终席卷了全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为资本主义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恐慌。这段时期就被称为大萧条时期，反映了人们对当时金融市场急剧恶化的极度恐惧。1933 年，美国工业部门的失业率高达 37% 以上。美国的实际国民收入也在 1929 年到 1934 年的 5 年内降到只有原来的一半，有近万家金融机构被迫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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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美国总统的胡佛在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这场金融泡沫的形成过程中，反复强调这是完全正常的经济活动，物价上涨体现了商品实际价值的提高。到了 1928 年，纽约股票市场上的股价飙升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异常的投机热潮，但是胡佛总统仍未改变他的看法。支持胡佛总统的有当时在美国经济政策方面最具影响力的耶鲁大学教授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欧文・费雪是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资产的市场价格总是等于该资产未来能够产生的收入的折现值。股票市场的价格也总是等于股票未来分红的折现值。据此，他认为纽约股票市场的股价上涨是美国产业繁荣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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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 3 月，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在就任后召开的首次国会上，时任司法部长的霍默・卡明斯（Homer Cummings）做了以下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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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美国经济面临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向美国发出的挑战，是资本主义对美国发起的战争。现在，美国正处于战争状态，政府应该实施《对敌贸易法案》（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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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敌贸易法案》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制定的法律，规定在战争状态下，即使未经国会批准，重要的法律或政策也可以以“总统通牒”（directive）的形式直接实施。罗斯福总统接受司法部长卡明斯的建议，颁布的第一份通牒就是《1933 年银行法》，该法后来也被称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顺便一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唯一一次实施《对敌贸易法案》发生在 1971 年尼克松政府对日本纤维谈判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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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 1929 年金融恐慌的主要原因是银行的反社会性和不道德的行为。银行以股价的 10% 为保证金为购买股票发放贷款，煽动了股票市场的投机热潮。银行原本应该发挥维护经济活动顺利运行的作用，保证人们的稳定生活，它是经济社会的核心制度，绝不能被反社会及不道德的目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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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目的是为了站在综合视角对金融制度进行改革，内容包括大幅强化中央银行的权利，分离金融与证券业务，设定存款利率的上限（Q 条款［Regulation Q］），限制银行对企业持股，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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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为尽快结束大萧条，让经济从不景气中恢复，以《1933 年银行法》为出发点颁布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罗斯福新政（new deal）。在罗斯福新政中，与《1933 年银行法》同期的另一项核心政策是新设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TVA）。田纳西河流域开发计划是一项综合性地区开发计划，在田纳西河修建数个规模巨大的水利设施，促进这一广阔流域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确保当地居民的稳定就业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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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银行法》将银行作为一种社会共通资本，给银行经营设定了社会标准，也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使银行能够发挥应有的根本职能，保证国家或特定地区的经济活动顺利进行，保障人们的生活稳定。同样地，设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目的在于建设社会基础设施，通过田纳西河流域的综合性开发，确保当地产业的发展和居民稳定生活。同时，通过形成社会共通资本，推出有效的对策来应对这次规模和强度都史无前例的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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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新政都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强烈抵制。特别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竟然被联邦最高法院以政府介入民间资本事业领域为由裁定违宪。1943 年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通过改变基本机构设置，才勉强维持了原本的设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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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新政联盟的自由主义政治运动，新政才得以实现，而新政背后蕴藏着的，是以凡勃伦为中心的制度学派经济理论对欧文・费雪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面否定。银行及社会基础设施等社会共通资本具体体现了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但是，社会共通资本的思想要在经济学理论中赢得一席之地仍然需要经历漫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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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主义与理性预期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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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以货币主义（monetarism）为开端，理性预期假说（rational expectation hypothesis）为代表的反凯恩斯主义的发展，让新古典经济学走向了更为极端地反社会、不道德的形式。而最初的萌芽，是 1956 年米尔顿・弗里德曼编著出版的《货币数量理论研究》（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一书。该书收录了芝加哥大学在弗里德曼指导下完成的支持货币数量理论的学位论文。古典的货币理论假设劳动力市场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实际收入分配保持稳定，货币的流通速度只取决于各项制度条件，与时刻变动的经济条件无关。货币数量理论正是以古典货币理论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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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后来又通过理性预期假说获得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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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假说最初由约翰・穆思（John F. Muth）在 1961 年为分析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变动机制而提出，随后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在 1972 年发表的题为《预期和货币中性》（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的论文中，非常严密地论证了古典货币数量理论，确立了理性预期假说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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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斯用两个小岛的寓言解释了自己的模型。在一个由两个小岛组成的经济系统中，每隔固定的时间（单位期间）就会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出生，然后被分配到其中一个小岛上。具体分配到哪一个岛是随机的，并且分配的概率分布保持不变。假设这个经济系统中的人都准确地知道这种形式，所有的人都只能活两个单位期间。人们在第一个单位期间（第一期）出生、工作，消费一部分收入，并将剩余部分收入以货币形式储蓄起来。在第二个单位期间（第二期），人们会使用第一期储蓄下来的货币，购买当期出生的人生产的商品，维持生活，直至期末生命终结。所有的人都具有相同的技术和偏好，选择相同的行动。市场中只存在一种商品。两个小岛之间不存在任何交流，但都有货币管理部门。两个小岛都按照第二期初的货币数量乘以固定比例计算出的金额给每个人发放货币。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也呈概率分布，并长期稳定，人们都能事先明确知道货币供给的这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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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岛上产品的价格，最终由第二期的老人持有的货币与第一期的年轻人对货币的需求达到相等时的水平决定。此时，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拥有的信息准确地计算出未来市场价格的概率分布。由于每个人都能准确地知道岛上每一期人口数量的概率分布以及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概率分布，也就能够计算出期初货币供给量、人口数量和货币供给增长率如何决定本期市场价格，从而准确得知它们之间的概率分布。另一方面，如果已知未来市场价格的概率分布，就可以确定某个时点唯一的市场价格。这就“证明”了最终决定市场价格的函数关系是一种单值函数。在这个过程，市场价格与最初存在的货币量成正比，系数为货币供给增加率与人口数量的比例。在卢卡斯模型中，只要满足理性预期假说，货币数量理论就可以得到严密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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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假说假设人们能够准确获知，自己从事的经济活动对未来市场价格的客观概率分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还假设未来市场价格的概率分布会影响人们采取的最有利于自己的行动，而且人们都具有准确的知识能够了解其中的影响方式。在理性预期假说成立的条件下，人们对未来市场价格的概率分布做出预测，并按照预测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实际上也就促成了市场价格的客观概率分布与最初的预测完全一致。简而言之，理性预期假说下，人们能够准确获知未来市场价格的客观概率分布，在目前时点形成对未来市场价格的预期，这个预期值与未来市场价格的客观概率分布的均值一致。正如卢卡斯论文所论述的，在这些假设条件之下，市场机构中的资源分配方式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自始至终都具有最高效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就证明了货币数量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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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使理性预期假说成立呢？人们要准确获知未来市场价格的客观概率分布，首先必须具备的前提是假设市场总是出清。其次，必须假设人们都能够准确地了解影响均衡价格的各种结构性因素。为了得出均衡价格，必须知道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各自在每个时点的形状，还需要了解影响它们变动的因素和具体的变化方式。另外，人们还需要掌握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概率分布。在此基础上，通过规模庞大的计算，得出未来各时点市场价格的概率分布，才能够采取符合理性预期假说的行动。这一过程不仅假设人们能够完成规模庞大的计算，还默认不需要为此耗费任何成本和时间。但是，如果真如假设中描述的那样，单个经济主体具有全部的必要知识，拥有一瞬间就能完成大规模计算的能力，那么市场制度本身也就失去了成立和发挥作用的必然性。实际上，人们在无法事先预知最终市场价格时会反复进行尝试性交易，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市场制度才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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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假说还具有另一个重要含义，如果人们掌握了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也就否定了市场制度的分权性。想要准确确定需求曲线的具体形状，就必须具备正确的知识，了解构成经济的所有消费者的不同偏好以及影响他们消费行动的因素。而要准确确定供给曲线的形状，就必须掌握所有生产者各自在怎样的技术条件下以什么样的动机从事生产活动。且不说这种条件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几乎无法实现，单从制度上来说，这些假设前提否定了分权制。因为每个人都要侵犯他人的私密，深入别人内部，调查别人的偏好、技术、行为动机等。分权制作为市场制度的重要前提条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做了积极论述。理性预期假说的理论结构非常矛盾，否定了市场制度成立的前提条件，却以此证明了市场制度的高效和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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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承认理性预期假说的假设前提，货币中立、充分就业、自然失业率的均衡状态以及市场机制的动态效率（dynamic efficiency）等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命题都可以得到严密的证明。从这一点来看，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反凯恩斯主义盛行之际，理性预期假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卢卡斯的论文因为严丝合缝的逻辑推论更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以格兰德蒙特（Jean Michel Grandmont）为首的众多学者指出，卢卡斯的论文在逻辑上也存在着重大的谬误，由此形成了对理性预期假说乃至对整个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思潮流。但是，这已经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反凯恩斯主义大流行之后了。引入浮动汇率制度，放宽乃至取消对金融的限制等基于货币主义的金融制度改革已经开始，危害已经超越金融部门，扩展到整个经济中。前文介绍的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世界各国出现的金融制度上的混乱和动荡，都与这种以货币主义为基础的金融制度改革有着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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