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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神坛：销售公共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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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7 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了“关于气候变化的伦理及社会性考察”研讨会，安·海登里希（Ann Heidenreich）和戴维·霍尔曼（David Hallman）在会上发表了题为《走下神坛：销售公共物品？》（From Sacred Being to Market Commodity: The Selling of the Commons?）的文章，对上述问题展开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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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登里希和霍尔曼在论文中指出，关于文化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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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中，“文化”意味着“包含社会沿袭下来的行为模式、技术、信念、制度，以及人们的活动和思想产生的所有能够代表这个社会及社区特征的内容的整体”。近代社会中所说的“文化”，一般只限定于“知识性、艺术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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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族的年轻人说到“文化”时，会想到自己的同龄人，会联想到传统制度如何形成社会，如何利用自然资源。但是，北欧人所说的“文化”则一定是指艺术、文学、音乐及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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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也在环境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宗教相信有创造自然、支配自然的超人类力量存在，崇拜所有神圣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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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自然环境与文化、宗教相关联的方式决定了社会整体。在某个社会中被视为自然的事物在另一个社会中则被认为是“文化”。肯尼亚及坦桑尼亚的马赛族不存在表示宗教的词语，因为他们将宗教与赖以栖身的大自然本身视为一体。在传统社会中，“文化”指自然、宗教、文化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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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又以具体的形式体现在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上。在传统社会中，人或物的移动都受到极大的限制，人们只能在有限的区域内依赖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因此，自然资源的枯竭蕴含着非常大的危险，会威胁到传统社会的存续。于是，传统社会的文化中包含了许多关于该地区自然环境及生态条件的详细知识，并形成利用自然资源的社会规范，使人们能够可持续地维系所处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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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利用自然资源，人类通过长期的历史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并世代相传。通过这种方式，知识和经验汇集成了文化，通过文化又形成新的知识。祖祖辈辈不断地传承知识，慢慢地就出现了社会制度。最终，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作为社会制度被固定下来，成为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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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人类的相互关系制度化的不同方式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使用什么自然资源、使用的规则是什么，这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因此，无论哪一个传统社会，都会重视年长者的教导和指示，非常注意对社会所有成员一视同仁，保证所有人都能使用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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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中，关于自然环境的知识往往与“灵性”（spirituality）有着密切联系。比如，萨满教（shamanism）拥有超过三千万美洲印第安人信徒，也是一种管理和控制自然资源的机制，它是为了实现人类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而形成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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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中，采用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也是为了其他的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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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文化、宗教、环境之间的偏离也不断扩大。特别是欧洲各国对非洲的殖民统治，不断扩大资源剥削的地域范围，完全忽视、否定了传统社会中各个地区内的专门知识。非洲以外的大陆也一样，与传统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知识被经济发展的大潮否定和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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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登里希和霍尔曼合著的论文寓意深刻，详细论述了近代基督教教义否定自然的神圣，加深了传统社会以来自然与人类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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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教义使人类面对自然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也认可了人类对自然环境及资源的破坏和榨取，并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基督教教义还放宽、促进了对自然法则的研究和运用，带来了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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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是人类的复兴，自然的凋零。近代思想的发展进一步确立了人类的优越性和自然的从属性。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认为，世间万物只有与人有关时才有价值，上天把自然赐给人类，就是让人类通过以物理和化学为中心的科学来物尽其用。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论断更极端。依照笛卡尔的机械论、决定论世界观，自然万物都遵循数学法则做机械运动，它们没有自己的意志，只是被动地存在。衡量自然具有的价值，要根据它为人类提供的功效。人类不应该设置任何限制条件抑制自己去压制和榨取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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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下，人们将自然当作工具的做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他的理论当中，不只是自然环境，就连人类本身都在追求经济利益面前失去了尊严。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生产要素，只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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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完全独立于宗教和文化，随着经济学形成普遍的思想，工业革命终于成为现实。大量消费化石燃料引发的地球温室效应则是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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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通资本 02 关于环境问题的两次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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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问题的两次重要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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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最近 30 年中，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联合国召开的两个关于环境问题的国际会议，主题都体现了这种变化。这两个会议分别是 1972 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环境会议和 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三次环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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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不断加剧的自然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公害问题，都是大肆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当时，瑞典五万多个湖泊中有一大半失去了原有的生机，水质恶化威胁到鱼类等生物的生存，湖泊周围的森林也开始枯萎，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酸雨。经过缜密的调查，发现大部分酸雨是由英国以及民主德国、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工业活动引发的。瑞典政府意识到环境公害的国际性，提议于 1972 年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次联合国环境会议（以下简称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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