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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大萧条是“外国”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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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总统把这次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归咎于美国本土以外的因素。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中发现了端倪：“一战”导致浪费和破坏，人口劳动力削减，军事债务增长，课税压力重重，通货膨胀以及随即出现的货币贬值。他认为别的国家的贪欲和帝国主义，以及民众恐慌和重整军备造成的新开销，都是这场可恨的“我们的人民不应负任何责任”的战争所致。至于国内原因，这些并发症的源头可以溯及民主党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时期，因为那场战争是在威尔逊总统任期内“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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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胡佛总统这一分析看似相当能抚慰人心——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均让美国人民扮演清白无辜的经典角色——但这也至少承认，大萧条正在快速传染给经济互相依存的整个世界。人们的贷款和债务、垄断和关税，以及传递迅速的信息（不管是希望还是恐慌），正像维系登山者的绳索那样，牢牢地把各个国家捆绑在一起。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往往首先滑坡，工业国家会稍微滞后一些，但情形往往更令人触目惊心。到1929年春，或比这再略早一些，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波兰以及远东、近东，陆续呈现出经济衰退的征兆，“一战”后处于长期萧条的德国，处境更为艰难。继美国之后，感受到震动的是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1931年前后，开始出现第二波经济萧条。这一波比第一波更为严重，同样波及上述国家，其冲击波和衰退大势，直到1933年春才逐渐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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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产业仍在维持运营，毕竟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各不相同。然而，纵览全球经济图景，人们会发现，被朝生暮死的繁荣所迷惑住的国家并非只有美国，共和党人并不是1929年那些灾难唯一的祸根，民主党人也不是1933年独一无二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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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颁行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淋漓尽致地显示出，仍然有些人拒绝承认经济相互依存这一事实。1918年停战后，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大债权国。与此同时，美国公民在境外的个人投资迅速增长，其投资总额从30亿美元猛增到了1932年的140亿美元。美国成为实力超群的生产大国，却本能地认为外贸仅仅是在交易中卖出东西，只有这样的权利，而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承担买东西的义务。事实上，外国倾销产品所带来的噩梦，无论农民还是生产企业都受损，于是他们竭力呼吁制定迄今为止最高的保护性关税税率。1930年。他们成功地使关税税率平均值达到40％。胡佛总统本希望把该《法案》限制在最主要的几种农产品范围内，但他的建议被否决了。《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在国外被看成是美国挑头打响的经济战的宣战书。美国所遭遇的报复性关税、配额和反美禁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来，到1932年时已有25个国家参与报复美国，结果导致美国的产品出口量锐减了一半。外贸领域的恶性循环，还导致另外一种扭曲结果：在《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实施的前两年内，美国的出口商品制造商们为避免遭遇国外的联合抵制，在国外开办了258家工厂，其中有71家开在咫尺之遥的加拿大边境线那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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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普通美国人如何看待此《法案》及相关事件，因其所在地区，所持政见，以及所从事行业的不同而异。南方人习惯于把高关税视为不公正，但在工业发达的北方和农业发达的中西部，贸易“保护”的好处依然余威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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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成立了各个行业的“同业公会”，其数量和影响力的增长，曾令人瞩目。这类组织可以为互相竞争的同行业生产商提供可共享的统计信息、信用标准、成本核算方法，如是种种，还设法抑制非理性的市场竞争行为。这些组织协会在这些领域内，对经济发展很有利。在胡佛先后担任商务部长和美国总统期间，同业公会给世人以不错的印象。但它们也有一些瑕疵：这些组织往往通过定义“公平”和“不公平”的价格政策，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实施时，顺势而上，试图加强对商品价格的控制，还有些时候，这些组织不遗余力地打压或者拖死那些规模不大的经营者。而最高法院一系列的法律裁决更是纵容了它们的不良发展，早期革新论者忧心忡忡地认为那些法律裁决，正是垄断集团和资本家政府职能论者一根根钉在美国本土的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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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垄断、生产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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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内垄断集团依然为联邦法律所不允许，但许多美国公司在国际领域集中经济力量牟取利益——杜邦、美国钢铁、通用电气、威斯丁豪斯、本迪克斯航空、钻石火柴、安纳康达铜业、新泽西标准石油等等——均在20世纪30年代与外国生产商达成一致，经常为了抬高销售价格和实现更高利润而限制生产，或者采取更常见的办法：瓜分世界市场和专利互惠。这些垄断集团为阻碍其他自由企业向垄断集团迈进，还经常压缩供应量，抑制国内外市场的商业贸易，阻抑产品更新和技术改良（例如，可供多次使用的“耐久性”火柴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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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硫酸奎宁的售价为25美分/盎司，但在默克公司加入国际垄断集团之后，它的价格于1941年上涨为75美分/盎司。1930年，美国国内铝产量超过了10万吨，同一时期德国的铝产量不过3万吨；1934年，美国铝公司加入卡特尔垄断集团三年之后，美国的铝产量下降为33,000吨，而此时德国的铝产量则增长为37,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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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集团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恶化了失业和消费不足的状况。20世纪30年代晚期，由于垄断集团威胁到国家安全，这一事实开始引起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和司法部反垄断局的关注。整体来看，大商业跨国主义所认可的形式，和经济国家主义意图“提高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其结果同样都是徒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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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在大多数普通美国公众闭塞的生存状态背后的深层矛盾，依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债务问题。美国人认为，这些事实证明了在处理此事宜时，上当受骗总是美国人。只有选择闭塞，才是好办法。而也有人把向欧洲人催要战争债务和赔款视为是对欧洲经济的扼杀，一旦欧洲经济受损，最终受害的还是债权人——美国。1931年6月，胡佛总统提出国家之间战争债务可延期偿付。这样的决定在某些特定区域大受赞誉，人们认为这是对善意和复兴的巨大贡献；另一些人却认为，这个决定不过是个旨在帮助银行家和外国债券持有人的花招。富兰克林·D．罗斯福入主白宫主政时，几乎所有战争债务都拖欠着，并且毫无偿还的希望。美国公众对这些未偿付的空头支票怨声载道，直接导致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反战主义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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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城乡居民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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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萧条后果最严重、持续时间最漫长，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冲击无处不在。随着大萧条的持续，劳动力持续过剩，造成许多劳动岗位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都严重不足，女性在低薪方面的优势也就持续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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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女工受到歧视。本来，家庭妇女只管烧茶煮饭、缝洗衣物、操持家务，她们比男人们的世界要小，受到的损害应该要小一些，也就是说，只要有米、有衣，有间遮风挡雨的小屋，她们的日子就能一如既往地继续。但在1930年，每5个女人中就有一个——总数将近1,100万——走出家门，在外工作。女工的数量，白1890年以来增长了6倍。由于她们的工资较低，天性驯顺，往往比男工更易受到雇主青睐。尽管在大萧条刚开始时，她们的处境似乎比男工要相对好一些，但她们也真实地、直接地遭遇到了就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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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失业大潮中失去立足之地的女工们发现，失业后再找新工作已经非常艰难。为了避免再回到先前依附于男人的状态，为了克服职业障碍，女权主义打响了一场以“永远28岁”为高亢口号的维权运动，强烈要求女性雇主们雇佣女同胞当中年纪较大者，以扭转普通男性雇主偏爱年轻漂亮女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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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行业的女性，也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歧视。全国教育协会报告说，全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城市1931年禁止雇佣已婚女性担任教职。这一政策意味着：女性要么推迟结婚年龄，要么因为有子女而离职，尽管这些女性是因为有教育专长才得到这个工作。无论在哪个行业，女性工人都被认为是为了多赚些小钱儿或零花钱，而抢占了男性养家的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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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女性也向传统角色回归。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突如其来的困境使她们不得不重新走向已遗忘大半的传统手工艺活计，这些本已为家务忙碌不堪的妻子们，不得不面对额外增多的负担。她们不得不向老祖母学习传统的家务活儿：自制肥皂、烘干水果、腌制泡菜、烘烤面包、制作蜜饯、熏制肉食、储藏保存等，她们还学着用药草，自己制药、染色和制衣。1931年全国玻璃缸的销售量，创下十一年来新高，但人们对罐装食品的需求，却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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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手工行业的复苏是短暂的。收入的锐减，使得贫困家庭远离他们喜欢的活动：读报纸、看杂志、看电影；也使卫生纸、咖啡、茶和糖之类的日用品捉襟见肘。女人们只好接些诸如洗熨缝纫之类的零活补贴家用，也要烤制蛋糕和馅饼拿到集市去零卖，或者费时费力地为外乡旅行者提供有偿食宿服务。也有些家庭，直接把汽车改造成路边售货亭、美容店或者杂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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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战”结束以来，那些不断倾泻到美国家庭中的小器具——电烤箱、搅蛋器、烤架、烘饼烤模、咖啡渗滤壶、洗衣机、电炉——连同家具和缝纫机的销售洪流，到三十年代初期突然减速。汽油和汽车配件的销售，也一直不错，但新车的交易量却像铅锤那样垂直下降，开一款去年流行的车也不再不光彩。曼哈顿街头的出租车司机们，无可奈何地发现自己的收入从每天7美元降为两三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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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指标持续下降。纽约市是大城市的典型代表。1930-1931年间，全市电话数量减少了大约4万部，而儿童餐厅廉价午餐数量增长了4倍。1917-1918年间因战争紧张而导致销量激增的香烟。在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再次充当了人们精神脆弱症的安慰剂，香烟的产量从1930年的1,230亿支增长到了1936年的1,580亿支。与吸烟有关的各项指标都大幅上涨，就连位于典型的中等城镇中以女性为顾客的餐馆，也摆放上了烟灰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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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城镇的状况也明显衰退。1929-1933年间，汽车加油站的数量几乎翻了一倍，同期销售额也仅仅下降了4％，这是因为大多数家庭把汽车视为不可或缺的物品。另一方面，珠宝店的顾客却急剧减少，营业额减少了84％。木材和建筑材料的生意和珠宝业相比，下降程度差不多。家具店和糖果店顾客数量减少70％。商业饮食行业生意减少了63％。因为许多家庭不再维持“上馆子换换口味”的奢侈行为。不过，有一点需要补充：餐饮业并非永久性衰退。因为，随着生活光景出现好转的苗头，人们就重新走出家门，去餐馆享用美食。20世纪30年代末，餐馆的数量比家庭的数量增加得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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