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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劳工组织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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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正在实施的“新政”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小部分人反对罗斯福，那么“新政”在劳工阶层中则为罗斯福赢得了相应的支持。虽然有组织的劳工在1931年仅仅只有300万人，但是他们的地位在罗斯福执政期间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而且他们还发现自己拥有施加政治影响的力量。在许许多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思维当中，再也没有哪个时代的发展能够比这一时期更加显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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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之后至1929年这十余年的时间，有组织的劳工很快就爆发出新的影响力，但经济危机到来后，劳工阶层的领导人亲眼目睹了公司管理层牢牢掌握企业的控制权，亲眼目睹了工会会员逐渐缩减的事实，他们很难再有理由自鸣得意或是踌躇满志。例如，曾一度非常强大的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遭到了内讧和外部非工会组织的低成本烟煤矿竞争，而今变得弱不禁风；南部纺织工厂曾企图带领工人有组织地行动，结果因引发了残酷的加斯托尼亚骚乱，导致该运动的彻底失败；至于钢铁、汽车制造这样重要的产业，现在丝毫看不到工会主义的痕迹。可是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却出现了大规模失业的潮流，这意味着工会会员的数量将进一步减少，集体谈判的力量将被进一步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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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佛总统执政期间，劳工组织在法律上赢得两项胜利。劳工阶层对雇主发起的“公司工会”积怨已久，从而也就有1930年的“德克萨斯州诉新奥尔良铁路公司”一案（the Texas & New Orleans Railway case），在该案例中，最高法院一致裁定雇主试图强迫雇员加入该“公司工会”的做法构成了对雇员权利的侵犯。1932年3月，胡佛总统签署了《诺里斯－拉瓜地亚法》（Norris-La Guardia Act），宣布强迫雇员不得加入工会的“黄狗合同”（yellow-dog contract）为违法合同，并且禁止联邦法院颁布针对组织化劳工的武器禁令。该法律基于以下预设：单个的雇员是无助的，除非他有权可以通过“组织工会和任命自己选择的代表，就其雇佣条款和劳动条件进行协商”。就像在胡佛执政时期的其他进步一样，这些立法与实践为1933年的“新政”播下了种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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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希望你们加入工会”。《国家工业复兴法》中第7A部分重申了《诺里斯－拉瓜地亚法》中的一些条款，而且着重强调并承诺雇员“有权组织起来，有权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而不受任何压制。劳资双方很快就行动起来，将这一保证引向了截然不同的目的，雇主极力增设“公司工会”，并且从第7A部分为这些“公司工会”寻找支持；而劳工则试图消灭“公司工会”，并且使他们自己的工会成为谈判的唯一主体。作为矿工联合会的主席以及最激进的组织者之一，约翰·路易斯大肆传播福音：“总统希望你们加入工会”；结果矿工联合会的会员从1932年的15万人猛增至1935年的40万人。美国劳工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l of Labor）的扩张总体上虽然没有如此波澜壮阔，但在1933年至1936年的两个仲夏之间，其入会人数也增加了近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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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之前所看到的那样，雇主受到《国家工业复兴法》的制约，被迫签署最低工资标准与最高工作小时数标准。尽管资方争论狡辩、规避与违规行为也时有发生，尽管劳工不断地抱怨工资在上升的物价面前显得滞后，但诸如对工作小时数的要求（《瓦格纳法》后来对该规定有过重新表述）在工作周中的执行，所引起的变化要远远超出人们已有的认识。到1936年，每周平均的工作小时数比1929年大约减少了9个小时，每周5个工作日制度已从之前的特例成为了惯例，而且在大城市中星期六普遍关张的做法造就了更长的周末。虽然在小城镇及南部省份仍存在大量的抵制行为，但是没有哪个工商界阶层完全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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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政府给雇主与工会当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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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在公司与新兴劳工阶层之间的角力过程中充当裁判，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8月设立了由雇主与工会代表参与的美国劳工委员会（the National Labor Board，NLB），并指派纽约的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为主席。然而，由于该部门缺乏执行力，国会只能用具有准司法功能的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NLRB）来代替原有的机构，并且收回已下放的一些权力。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由三名劳动关系专家组成，被认为是严格中立的。但是，当该委员会几乎无一例外地偏向工人一方时，公司方面便颇有怨言。即使新政真的在总体上偏向于劳工阶层，该委员会具体在事务上又偏向于劳工阶层，拥护者也会说这只是对公司方面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一种纠正。也许委员会做出的最重要的、同时也是全国制造商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苦苦反对并诉诸法律的正是该委员会针对霍德工程公司（Houd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所做出的不利裁定。在该裁定中，委员会坚持认为依据《国家工业复兴法》第7A部分的规定，雇主不可以只同少数人群体进行谈判，而必须将多数人群体的代表作为唯一的集体代理人来开展谈判，即便雇员不被要求必须加入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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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再次肯定集体谈判的重要性，以及提升工会的名望，蓝鹰时代对劳工阶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体现在心理上，而且还体现在法律上。虽然国家复兴管理局最终瓦解，但劳工阶层在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的支持下，已经强大到迫切要求国会通过立法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多年以来，劳工阶层为了改善产业关系一直屈从于萨缪尔·冈珀斯的“志愿主义”政策，他们只依赖于工会的内部力量而非政府部门的介入，如今，劳工阶层中一个巨大的造反军团要求采取更加大胆的斗争策略了。作为响应，1935年5月通过了瓦格纳劳工关系法，禁止干涉组织工会与集体谈判，不得拒绝与雇员代表谈判，不容许有任何助长“公司工会”的行为，不容许有任何就业方面的歧视性行为(1)。为了执行该项法律以及主持雇员选举，一个新的三人组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得以成立。如今有一些州已通过“小瓦格纳法”，以便对州内的企业实行类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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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劳工组织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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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法院的指引下联邦法院作出的一系列决议，给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提供了实质性帮助。截止到1941年1月底，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总共处理了大约33,000个案件，涉及工人接近700万；介入处理了3,166次罢工，涉及工人40万，并妥善解决了其中的2,383次罢工，而且还避免了近1,000次罢工的发生，涉及工人20万。正如澳大利亚的实际例子所展示的那样，由于没有强制仲裁的规定，以上案件并不意味着避免罢工或者很快处理了所有的罢工就可以忽略在现今时代关于产业保护方面的严肃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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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这十年当中人们所经历的产业大混乱既是劳工阶层在萧条时期积蓄已久的不满的结果，也是他们受到所谓的当局鼓励的结果。1934年夏天出现了多年未见的罢工大风潮。5月底，共产党人邓恩兄弟在明尼阿波利斯组织了一次卡车司机大罢工，最终导致了流血事件。在旧金山，5月份开始的码头工人罢工引发了其他工会的效仿，并于7月份举行了连续四天的总罢工，此次罢工是自191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让这场罢工的主要组织者澳大利亚裔哈里·布里奇斯感到非常失望的是，一场投票选举终结了这次罢工努力。哈里·布里奇斯所谓的共产党关系以及反抗驱逐的行为引发了一场法律之战，这场斗争在三十年代末期被搞得怨声载道。1934年9月，由纺织规范管理局做出的减产指令导致工人家庭收入减少，并进一步引发了南部35万纺织工人大罢工。由总统任命并由新罕布什尔州前州长约翰·怀南特领导的调解委员会发现，大部分的正义都站在罢工者一边，于是委员会下令组建纺织工人关系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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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不断壮大的劳工势力，以及对激进分子的渗透感到惊慌失措，公司方面开始花重金雇用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和彭斯公司的工作人员到公司从事密探、“眼线”，以及破坏罢工的工作，福特很委婉地称之为“服务部门”。面对汽车产业中不断出现的工会化浪潮，通用汽车公司从1934年1月至1936年7月总共花费将近一百万美元用于雇佣私家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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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内的公司所面临的这个威胁来自于美国劳工阶层中一支新的好战力量——产业组织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美国劳工联合会中更富进攻的元素来源于那些著名的矿工联合会领导者，他们早已对沉闷的斗争方式和缓慢的扩张速度感到焦躁不安了。该联盟的那位粗鲁而略显浮夸的领导者约翰·路易斯争辩说，美国劳工联合会那种传统的“横向”结构或行业结构阻碍了自身的发展，并且引发出“劳工贵族”对低收入产业工人的蔑视。他希望用产业工会主义取而代之，这是一种以自己的组织为代表的一种工会类型，这些组织包括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盟（the 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美国成衣工人与国际油田联盟（the 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 and International Union of Oil Field）、气井与炼油工人联合会（Gas Well and Refinery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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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组织委员会兴起。路易斯与其他“纵向”的工会领导者于1935年11月在美国劳工联合会（A．F．of L．，“劳联”）中建立起产业组织委员会，并将组织的原则延伸至其他领域。1935年8月，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the 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与一个月后的全美橡胶工人联合会是最先采用该宪章的两个组织。1936年1月，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向叛乱者下达了解散的命令；同年8月，当持不同意见的工会被“取消”资格时，一群支持路易斯的完全脱离者很快就跟进。1938年。当产业组织委员会的规模超出美国劳工联合会近50万，达到400万名会员时，这些工会组织便更名为美国产业联合会（the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CIO）。美国劳工运动于是彻底分化了。产业工会主义抛开了由威廉·格林任主席时从萨缪尔·冈珀斯那里继承来的行业工会主义调和传统，而是一贯遵循自己的大胆斗争策略以及激进的新政立法纲要。然而，即便是在派系大分裂之后，存在于“劳联”中的影响力仍激励着它成功地“走到产业中去”，也使它兴趣盎然步入政坛。在这个时期的最后几年中，像那些产生于“劳联”内部的、遵从航空产业机械师工会的工人的立法，其发展实际上消除了“劳联”与“产联”之间被吹嘘出来的区别。这次分裂远非削弱“劳联”的实力，却似乎带来很多好处，冲击使它的领导团队更具活力，还给一些雇主留下保守主义印象，从而能够与雇主进行谈判，而不是走入“产联”式的罢工之路。因此到1941年初，“劳联”能够自负地宣称自己一直保持着450万缴费会员纪录，而它的竞争对手“产联”却只有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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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劳工组织登上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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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组织在三十年代末发展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在美国以前所未见的方式行动：筹措竞选专款，上门宣传，通过演讲、海报和广播进行政治游说，并且争取到相当规模的选票。而“劳联”则一贯坚持支持劳工阶层的朋友、反对劳工阶层的敌人的传统，只是间接地支持新政。并未通过其组织中心努力筹措竞选资金，这种怯懦的做法受到了“产联”的非议。1936年，在劳工阶层为民主党竞选活动所捐助的77万美元当中，有将近50万美元来自“产联”，这其中饱含着期望与感激之情。由路易斯、西德尼·希尔曼以及梅杰·乔治·贝里创立的劳工的非党派联盟（Labors Non-Partisan League）为总统聚拢了很多的支持，此外，它在纽约的分支机构美国劳工党（American Labor Party）甚至还拉到了将近33万张选票。在接下来的总统竞选中，虽然路易斯出于自己对罗斯福不满的原因而转向了他毕生追求的共和主义，但工会的普通会员却依然保持了对罗斯福的忠诚。“产联”的成员特别地为这位总统投了一个极大的信心选票，使得路易斯只能履行选举前的承诺辞去领导者的职位，但他仍旧保留了矿工联合会的领导者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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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起伏，在这个时代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趋势，那就是劳工阶层最终非常积极地参与到竞选当中，并且渴望通过政府这个支点来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就新政而言，无论最终会变得多么的不可靠，但只要认识到自己曾郑重许诺会制定倾向劳工的政策、以及出于对工人阶级支持的感激，那么，在限制工会方面总会表现出极大的不情愿。而之前的管理当局，往往都是采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大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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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静坐罢工，工人们在工厂里“磨洋工”。对工人而言，这种非暴力抵抗策略优点很多。不仅可以避开工厂所有者禁止“无赖”进厂的问题，而且比起工人纠察运动要舒服多了。此外，当他们的成员冲破企业方面的封锁与重重包围，把食物和热咖啡带进罢工现场时，彼此之间将变得更加了解、更加团结。然而，当有其他的代替者渗透进工厂时，他们却往往无法遵守自己的这些游戏规则。这种做法有两次非常成功的实践：一次是1933年明尼苏达州霍梅尔包装公司的雇员干的，另一次是1935年阿克伦市古德伊尔厂的工人们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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