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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生育率与儿童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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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范围看，最贫穷地区的生育率比正常的人口生育率高出77％，而在生活最富裕的地区，生育率比这一正常数字低了17％。很多领救济的家庭往往有很高的出生率，这激起公众对“施舍婴儿”现象的普遍不满，同时还对那些有能力照料和教育后代的富人却不愿意生儿育女表示遗憾。医学的发展、公共卫生的进步和生活习惯的改良使得人均寿命由1920年的56岁提高到了1940年的64岁，但儿童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却在稳步下降。结果，在1938年美国10岁以下儿童的数量比5年前约少160万，小学生数量的下降反映出这一现象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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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给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带来了严酷的考验。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加深，饥饿和匮乏突然降临到几百万孩子的头上，这些孩子有的生在富裕之家，也有的出生于底层家庭，从布鲁克林贫民窟到乔治亚州的松林沙地，这些孩子的身影遍及各方。1933年10月的救济人口普查，名单上16岁以下的接受救济者有42％，然而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却只有31％。一年后，经济保障委员会的报告也称有800万孩子靠救济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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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除了斥巨资用于对养家的父母亲们的直接帮助和工作救济之外，还启动了某些帮助贫困青少年的特别计划。联邦紧急救济署雇佣失业的保姆照看小孩，并开展免费学校午餐计划。还有一项更持久的措施是——1935年，社会保障法准许每年拨款2,475万美元用于帮助那些靠别人抚养的孩子，拨款380万美元用于母婴保健，拨款150万美元用于帮助被人遗弃无家可归的孩子，还拨款285万美元用于帮助残疾儿童。这一计划在各州得到了因地制宜的、衷心的支持，1939年，国会增加了它的拨款。亨利·华莱士所提出的“民主的遗传基因”也得到人们的注意和认可。由于政府为母亲们提供了更好的照顾，这在相当程度上使全国的母亲死亡率在1934-1938年间下降了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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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现象与法律保护。1930年，14至19岁之间的青少年中，40％的男孩子和23％的女孩子都是挣工资的童工。此后十年间，由于法律的限制和学校教育的发展，使得童工数量持续减少，到1940年，男女青少年打工挣钱的比例已经分别降到35％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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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夏，纺织行业在国家复兴署就棉花法规举行听证会的时候戏剧性地出台了一份法规修正案，该修正案禁止招收不足16岁的孩子进工厂劳动。考虑到当时正推进的新最低工资标准，这样的法案应该是一个相当有水分的让步之举，但仍然在委员会的会议室里赢得了人们的欢呼，并在全国各地赢得了鼓掌喝彩。该修正案使150万青少年离开工作岗位。1934年1月3日，当罗斯福总统告诉国会“童工被废除了”的时候，他显然忽视了一个未引起人们注意的领域——那些不受国家复兴署监管的农业领域，依然是个童工大雇主，全国有50万名年龄在10-15岁之间的孩子在农田里挥汗如雨。南方佃户的孩子是最苦最累的受害者，他们往往从六七岁就在地主的农庄里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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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撤销国家复兴署之后，童工现象有所抬头；因此，1936年出台的《沃尔什一希利法案》要求雇主们严格遵守政府规章，禁止雇用童工；次年，联邦政府支持了一部禁止甜菜种植园主雇佣童工的法律出台。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案》迈出的步子更大，禁止雇佣不足16岁的青少年从事工业工作，禁止雇佣不足18岁的青少年从事危险或对身体有害的工作。不过，该法案的保护范围没能涵盖在工厂以外工作的童工和在纯粹州际公司干活的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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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曾经于1924年首次提交国会的“童工宪法修正案”仅在1931至1941年间就因为成年人劳动力过剩和最低工资的限定，而得到23个州立法机关的批准，此时，距离正式批准所必需的36个州只差8个州了。1937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该修正案在各个州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超过四分之三的州认可该修正案。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在雇佣童工现象最严重的几个州，资方利益集团发起了反对这项修正案的议会游说，另有几个州认为这方面的事应该由地方政府决定。因此，1938年，纽约和马萨诸塞这两个工业州坚持遵照本州的制度来处理童工问题，而密西西比州这个主要的农业童工雇主则反对该修正案。有人叹气道，该修正案历经这么长时间的讨论，最后变成了一纸空文。不过，这种观点由于1939年6月最高法院支持修正案而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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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刚长大成人，就开始找工作，他们希望得到的工资不仅仅是付给童工的那点微薄的小钱儿，而是一份可以维持生活的工资，他们不得不与严竣的就业形势发生正面交锋。从离开校门，到找到第一份工作，这当中的时间间隔一直是段难以确定的空档，这段空档在大萧条时期变得更宽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超过四分之一的年轻人在20岁左右时找不到固定工作；从整个青年人现状看，从他们离开校门到找到工作，平均要等两年左右的时间。五分之四的青年人继续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其中包括有将近一半青年人已经结婚。1935年，美国青年委员会估计，占全国闲置人力资源三分之一的约420万名青年人正苦苦求职，未出校门的400万青少年学生中也有不少人在“闲逛”之余四处找工作。评论家就1940年人口普查得出严肃的结论：“青少年失业现象，比其他成分的劳动力失业现象都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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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青少年“盲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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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伊始，许多青少年为了给家里减少一张吃饭的嘴巴而离开家门，外出寻找工作和冒险的机会。例如，在密苏里太平洋铁路上，来自四面八方的流浪人口和坐在货运厢中的流动工人，从1929年的1.3万人次增长到1931年的近20万人次。1932年，仅在洛杉矶一地，就有20多万人住进免费的小旅馆和午夜收容所中。1932年夏，大多数铁路公司不再阻挡交通洪流，为了避免流浪者破坏密封的车厢而强行进入，火车开始加挂一节或多节车厢，敞开车门让乘客自由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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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公司的人、社会工作者和公众都认为，这些流浪人口既不是罪犯，也不是流浪汉，如果不是受大萧条影响，这些人大多都在上学或者工作。流浪到西海岸的5,000名青少年中，受过9年制教育的人超过五分之三，大多数人还参加过学校或教会组织的活动。近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离开家乡的原因是经济问题，五分之一的人则认为选择流浪是因为家庭纠纷或破裂，七分之一的人有流浪的癖好，有三十分之一的人则是为了逃避强制性的义务教育或轻微犯罪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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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大萧条并没有对犯罪率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无家可归的、容易受影响的青少年中。以马萨诸塞州为例，该州的青少年犯罪率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20世纪3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出现了明显下降，而同时期针对财产的成年人犯罪则有所增加。青少年群体多是一些小过失、小错误偶有增加，比如小偷小摸、故意侵入或离家出走。青少年针对财产的犯罪在救济措施松懈时有所增长，1939年纽约市所有因重大犯罪而被逮捕的嫌疑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足21岁；与之对比的是，这一年住在监狱中的犯人高达18万人，十年来增长了将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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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期间，犯罪现象在1932-1934年间达到高峰，但这种现象仍无关乎青少年问题，而主要是大萧条间接造成的成年人犯罪。那些无法通过走私酒类牟取暴利的人，那些从事其他利润不断减少的行业的人，开始干些拐骗儿童、贩卖人口的坏事。国会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针对1932-1934年间的跨州诱拐犯罪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如果受害人遇难，法律对罪犯的惩罚手段中包括死刑。后来，一些头脑浪漫的公众和年轻人们，像崇拜英雄那样崇拜联邦调查局（FBI）及其领导人J．埃德加·胡佛和他的特别密探——“G人”。“G人”是黑社会用来称呼政府人士的黑话。到1936年，电影、青少年文学、广播连续剧和正在兴起的“少年G人”组织，无一不表明：执法至少要比犯法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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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官方和民间的青少年救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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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过失青少年的逃学、健康问题、情感补偿、教育需求等问题，公立学校和更为有效的警察部门启动专门措施，公共事业振兴署也开展了“儿童福利计划”。电影也不动声色地把“死巷小子”宣传为城市不良少年的典型。埃德加·J．弗拉纳根神父在内布拉斯加创办了“孤儿乐园”，尽力为底层孩子们提供相对健康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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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估量大萧条对孩子们的影响以及让那些容易受影响的青少年所付出的代价，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延期付款，要通过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不过，民间资源保护队（CCC）让那种潜在的代价得以减小。民间资源保护队（CCC）成立于1933年4月，旨在让那些四处闲逛的青少年不再“逃票乘车走天下”、到处乞食、住“流浪营地”。此举在拯救青少年的同时，还顺便保护了国家的自然资源。这个妙计出自劳工部长弗兰西斯·珀金斯和参议员罗伯特·F．瓦格纳之手，它的起源部分要归功于希特勒主政之前的德国“劳动营”，还得归功于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这位哲学家曾呼吁“征召所有的年轻人，在一定的年限内，组建一支与大自然作斗争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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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的性质虽是志愿的，但它除了没有操练、敬礼和行军外，其纪律和精神却是相当军事化的。陆军部指导营地的搭建，还负责监督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心理状况和生活福利。不过在1939年底之前，这支队伍的管理就完全成为民事性的。每个年轻人每月都能得到30美元的工资，其中一部分直接发给他的家人。冬天穿一身云杉绿制服，夏天穿草绿色制服，很多孩子走进这支队伍，制服也更加贴近军装的裁剪款式。CCC于1935年秋天达到顶峰时刻，当时有将近50万人走在这支队伍中，其中黑人约占到十分之一，原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所占的比例更小。最初，凡贫困青少年无论是否出生于领取救济的家庭都可以进入并为CCC所接受；但1935年之后，规定非救济家庭的孩子应排除在外，并将年龄限定为17岁至28岁。事实上，在服务至1941年底的275万名应征者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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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是因为青少年还是希望拥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并且他们天性好动，或者还有些人思念家乡，总之，有近一半的人在没有完成规定的服务期限（从六个月到两年不等）之前便离开了这支队伍。不过，那些留下来的人大多从这一经历中受益匪浅。CCC给了他们比在家里更好的食物和更有规律的生活习惯，还给他们讲授个人卫生、体育锻炼和手工艺等课程，并经常鼓励他们心怀大志、充满自信。按人均需要的费用来看，事实证明CCC是最昂贵的救济形式，因为每人年均需要1,175美元。但这笔支出得到了足够的补偿，除了年轻人重新获得健康和自尊之外，他们还修桥筑路、森林防火、保护溪谷侵蚀、保护野生动物，还栽种了大约20亿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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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新政”的所有机构，CCC获得的声望是最持久划一的。1936年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有五分之三的公众反对“AAA法案”，但同年的另一项民意调查却显示，超过五分之四的公众支持CCC。年轻人忙于大规模的室外工作，也符合公众的认可。此外，CCC对自愿教育计划和图书馆机构的大力资助，也使其行动更有价值。雇主们非常认可从CCC“毕业”的青年人，因为它开设的课程更实用，青年人在CCC学会全天候工作、服从命令、以业绩为荣，还往往学到一技之长，它比其他工作救济计划或学校执行项目训练，更容易符合私人企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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