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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青少年“盲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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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伊始，许多青少年为了给家里减少一张吃饭的嘴巴而离开家门，外出寻找工作和冒险的机会。例如，在密苏里太平洋铁路上，来自四面八方的流浪人口和坐在货运厢中的流动工人，从1929年的1.3万人次增长到1931年的近20万人次。1932年，仅在洛杉矶一地，就有20多万人住进免费的小旅馆和午夜收容所中。1932年夏，大多数铁路公司不再阻挡交通洪流，为了避免流浪者破坏密封的车厢而强行进入，火车开始加挂一节或多节车厢，敞开车门让乘客自由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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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公司的人、社会工作者和公众都认为，这些流浪人口既不是罪犯，也不是流浪汉，如果不是受大萧条影响，这些人大多都在上学或者工作。流浪到西海岸的5,000名青少年中，受过9年制教育的人超过五分之三，大多数人还参加过学校或教会组织的活动。近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离开家乡的原因是经济问题，五分之一的人则认为选择流浪是因为家庭纠纷或破裂，七分之一的人有流浪的癖好，有三十分之一的人则是为了逃避强制性的义务教育或轻微犯罪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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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大萧条并没有对犯罪率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无家可归的、容易受影响的青少年中。以马萨诸塞州为例，该州的青少年犯罪率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20世纪3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出现了明显下降，而同时期针对财产的成年人犯罪则有所增加。青少年群体多是一些小过失、小错误偶有增加，比如小偷小摸、故意侵入或离家出走。青少年针对财产的犯罪在救济措施松懈时有所增长，1939年纽约市所有因重大犯罪而被逮捕的嫌疑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足21岁；与之对比的是，这一年住在监狱中的犯人高达18万人，十年来增长了将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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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期间，犯罪现象在1932-1934年间达到高峰，但这种现象仍无关乎青少年问题，而主要是大萧条间接造成的成年人犯罪。那些无法通过走私酒类牟取暴利的人，那些从事其他利润不断减少的行业的人，开始干些拐骗儿童、贩卖人口的坏事。国会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针对1932-1934年间的跨州诱拐犯罪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如果受害人遇难，法律对罪犯的惩罚手段中包括死刑。后来，一些头脑浪漫的公众和年轻人们，像崇拜英雄那样崇拜联邦调查局（FBI）及其领导人J．埃德加·胡佛和他的特别密探——“G人”。“G人”是黑社会用来称呼政府人士的黑话。到1936年，电影、青少年文学、广播连续剧和正在兴起的“少年G人”组织，无一不表明：执法至少要比犯法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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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官方和民间的青少年救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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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过失青少年的逃学、健康问题、情感补偿、教育需求等问题，公立学校和更为有效的警察部门启动专门措施，公共事业振兴署也开展了“儿童福利计划”。电影也不动声色地把“死巷小子”宣传为城市不良少年的典型。埃德加·J．弗拉纳根神父在内布拉斯加创办了“孤儿乐园”，尽力为底层孩子们提供相对健康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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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估量大萧条对孩子们的影响以及让那些容易受影响的青少年所付出的代价，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延期付款，要通过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不过，民间资源保护队（CCC）让那种潜在的代价得以减小。民间资源保护队（CCC）成立于1933年4月，旨在让那些四处闲逛的青少年不再“逃票乘车走天下”、到处乞食、住“流浪营地”。此举在拯救青少年的同时，还顺便保护了国家的自然资源。这个妙计出自劳工部长弗兰西斯·珀金斯和参议员罗伯特·F．瓦格纳之手，它的起源部分要归功于希特勒主政之前的德国“劳动营”，还得归功于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这位哲学家曾呼吁“征召所有的年轻人，在一定的年限内，组建一支与大自然作斗争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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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的性质虽是志愿的，但它除了没有操练、敬礼和行军外，其纪律和精神却是相当军事化的。陆军部指导营地的搭建，还负责监督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心理状况和生活福利。不过在1939年底之前，这支队伍的管理就完全成为民事性的。每个年轻人每月都能得到30美元的工资，其中一部分直接发给他的家人。冬天穿一身云杉绿制服，夏天穿草绿色制服，很多孩子走进这支队伍，制服也更加贴近军装的裁剪款式。CCC于1935年秋天达到顶峰时刻，当时有将近50万人走在这支队伍中，其中黑人约占到十分之一，原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所占的比例更小。最初，凡贫困青少年无论是否出生于领取救济的家庭都可以进入并为CCC所接受；但1935年之后，规定非救济家庭的孩子应排除在外，并将年龄限定为17岁至28岁。事实上，在服务至1941年底的275万名应征者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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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是因为青少年还是希望拥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并且他们天性好动，或者还有些人思念家乡，总之，有近一半的人在没有完成规定的服务期限（从六个月到两年不等）之前便离开了这支队伍。不过，那些留下来的人大多从这一经历中受益匪浅。CCC给了他们比在家里更好的食物和更有规律的生活习惯，还给他们讲授个人卫生、体育锻炼和手工艺等课程，并经常鼓励他们心怀大志、充满自信。按人均需要的费用来看，事实证明CCC是最昂贵的救济形式，因为每人年均需要1,175美元。但这笔支出得到了足够的补偿，除了年轻人重新获得健康和自尊之外，他们还修桥筑路、森林防火、保护溪谷侵蚀、保护野生动物，还栽种了大约20亿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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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新政”的所有机构，CCC获得的声望是最持久划一的。1936年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有五分之三的公众反对“AAA法案”，但同年的另一项民意调查却显示，超过五分之四的公众支持CCC。年轻人忙于大规模的室外工作，也符合公众的认可。此外，CCC对自愿教育计划和图书馆机构的大力资助，也使其行动更有价值。雇主们非常认可从CCC“毕业”的青年人，因为它开设的课程更实用，青年人在CCC学会全天候工作、服从命令、以业绩为荣，还往往学到一技之长，它比其他工作救济计划或学校执行项目训练，更容易符合私人企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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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青少年培训教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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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年事务局（NYA）有点类似“少年公共事业振兴署”，它于1935年6月创立，其服务对象是那些年龄在16至25岁之间、不愿意或者因身体原因不适合参加CCC营地的青少年，那些渴望顺利完成学校学业的孩子，以及女孩子（CCC营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因某项合作计划而尝试过吸引女孩子，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从支出成本方面看，全国青年事务局是最省钱的工作救济，它把非全日制就业跟小型劳动相结合，年人均费用仅为2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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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是全国青年事务局的高峰月，其两项主要计划共涵盖63万名青少年。在这些人中，每8个人中就有7人是领取助学金的学生，另1人则受雇于校外项目——主要来自领取救济的家庭，吃住在家，每月工作44个小时，收入15美元。校外项目最典型的工作包括：制作和书写街道招牌，帮助穷孩子修好废旧的玩具，为学校打造课桌椅，在乡村学校小路上建造人行桥，保护土壤免于侵蚀，以及缝纫工作。职业指导计划还资助了许多孩子，男孩子进手工作坊，女孩子进家政培训班，全国青年事务局的青年社区中心在城市底层生活区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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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共近200万人的大中学生，是人数更多的受益群体。这些学生需要经济上的帮助以继续学业。由于大学入学人数自1932年以来急剧下降，联邦紧急救济署于1934年2月启动了一项助学金项目，人均每月约15美元，75,000名男女学生受益。全国青年事务局成立后，接管并扩大了这个项目。年轻人很快就开始从事修补图书馆藏书并进行编目、打字、编辑统计资料和文献目录、帮助校园的维护和修缮等工作。他们的学习能力，大多高于所调查的大学学生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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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全国青年事务局始终未能赢得公众对“植树大军”（CCC）那样的青睐。无论其项目明智与否，地方管理都可以决定这些项目的命运。全国青年事务局各州、市的管理人员往往年轻稚嫩，缺乏与老谋深算的地方官员打交道的机智和经验。此外，全国青年事务局的经费对于解决大问题来说总是捉襟见肘。由于种种原因，全国青年事务局的项目经常沦变为意义不大的小事。不过，全国青年事务局起到了遏制失业洪流的作用，并通过千方百计地延长学生受教育时间的办法，为年轻人日后到经济领域打拼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在整个社会普遍失业的情况下，中学生的数量却从1929年的450万增长到了1935年的600万，增长幅度达到三分之一，并且增长趋势仍在持续。许多男女学生以前会在读完小学或读一段中学后就离开学校，他们现在反而因这场经济灾难而受益。不断上升的入学人数，加上不断下降的出生率，使1934至1936年间美国教育结构发生了重要转变：尽管公立中学的数量增加了900所，小学的数量却减少了4,000所。这期间还成立了大约50所公立、200所私立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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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大萧条初期，公立学校处境不好。由于市民委员会和商会的鼓动，教育在城市经济前进中首当其冲。1932至1933年间，在因为税收不力和政府管理不力而让社会苦不堪言的芝加哥市，教师们由于被拖欠一年工资、长时间领白条、交税等原因，举行了一场影响全国的示威活动。1932至1933年间，纽约市有11,000名教师失业，与此同时，阿拉巴马州六分之五的学校一度关闭。到1934年初，全国各地共有26,000所学校（主要是乡村学校）停办。学校停办和学期缩短使近1,000万名孩子受到影响。这种境况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才逐渐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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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的学校因大萧条逐渐无法像往日那样盛行一时。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之间的全方面合作，使公立学校摆脱了各种弊病和势利，也使私立学校摆脱了机械的陈规陋习和急功近利的批量生产毕业生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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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大学和成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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