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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整个世界迈向战争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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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唆使一伙法西斯主义者，由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领头，发动了试图推翻西班牙合法政府的叛乱。苏联给予西班牙合法政府的帮助不多，无力改变西班牙政府被推翻的局面，但却有足够力量离间美国天主教教士团，结果使得华盛顿确定以强有力的措施禁止武器运输，事实上，此举对西班牙共和政权造成了伤害。美国许多心怀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和左翼分子纷纷站到西班牙自由主义的旗帜下，组成了“亚伯拉罕·林肯旅”；一部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电影《战火中的西班牙》（Spain in Flames）的公映，更是激起了美国公众的激动和控诉的浪潮；老百姓如今都知道了那支里应外合的佛朗哥密探军队“第五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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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直接影响到美国的战争无可避免地在世界的东方爆发了。日本人于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尽管当时胡佛总统的国务卿斯廷森对日本人的行径提出了抗议，但既没有得到英国的热烈响应，也没有引起美国公众的强烈关注。日本在试探出国际社会漠不关心的态度之后，于1937年7月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这一次，罗斯福政府再次表示抗议，许多女大学生扯下丝袜，并走到连锁店联合抵制日本的产品；但这些姿态极为软弱无力，因为与此同时美英两国的生产商更加快马力向日本天皇的战争机器销售石油和铁粉。然而，1937年底，美国炮艇“班乃岛”号沉没，美国要求日本对此事道歉并加以赔偿，日本对此要求立即进行了回应。全国防止战争委员会试图禁止放映描写这一事件的电影，因为电影的内容“直接针对日本人，毫无疑问会唤起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愤恨”。伴随1938年白宫搁置禁运的法案，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了来自公众的坚定而稳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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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严酷的事件而非公众的激情，把国家一步步推向战争。1938年10月的民意调查显示，尽管有不少人认为希特勒的做法是不公正的，但绝大多数人支持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慕尼黑建议的“慕尼黑协议”；不过，到了1939年，在另一次抽样调查中，却发现仅有五分之二的人仍然希望美国能够置身在世界冲突之外。4月，总统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电报，愿以邻国的身份与之订立一份十年互不侵犯的条约，但遭到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蔑视。8月底，一份令人震惊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出台，它以牺牲波兰为代价保存苏联，这是一个比《慕尼黑协定》更让人唾弃的绥靖做法。它的转向如此迅猛，以至于其离心力把所有同路人都甩得远远的。一个星期之后，希特勒出兵侵占波兰。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这两个国家得到了一些道义上的声援，此外没有得到多少有用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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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家将依然保持中立，”在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这样告诉国民，“但我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美国人都能在思想深处做到中立。就算是中立者，仍有权利去评价事实，我们也无权要求一个中立者去关闭自己头脑的思索，或者关闭自己的良心。”次年，公众情绪逐步调动起来。从“现金购买、自行装运”军备的政策所推行的仁慈中立——1939年11月修订的《中立法案》使之成为可能，到迅猛增长的对波兰的同情和经济援助——此时波兰遭到苏联的武装进军，再到“向盟国提供除了战争之外的所有帮助”和“即使有可能卷入战争，也得提供帮助”，正如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的，在1940年底之前大多数人有此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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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往往引领民意，在某些时候甚至会引领国会，他能强化民意的表达。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即使是过去的事情也被最近燃起的大火所照亮，人们看清了一切，公众的判断发生了空前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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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公众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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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春，有64％的公众认为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错误的，而到1940年12月，只有39％的人仍坚持那一观点。盖洛普民意调查还显示，到1940年10月，支持对日本禁运所有供应品的公众达到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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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参议员伯顿·K．惠勒、众议员汉密尔顿·菲什以及其孤立主义者朋友们，现在团结一心，组建了“美国第一”委员会，继续为宣扬自己的立场而大声疾呼；与此同时，新闻记者和《现在联盟》（Union Now，1939）的作者克拉伦斯·斯特赖特的追随者们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极力鼓吹把北大西洋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15个民主国家的主权合并为一个自卫联盟。在乱纷纷的时局面前，还有些人更多地寄望于泛美地区的大团结，而不是指望“英语民族”的核心作用，他们对罗斯福建在“扬基帝国主义”摇摇晃晃的桥墩上建起的“睦邻”政策比较满意，认为这是一座可以使用长久的友谊桥梁。针对一些已发生了变化的国际关系，国务卿赫尔在1940年7月比较客观地说道：“‘门罗主义’的本质就是共同安全中的一根支柱，它并不意味着美国对美洲各国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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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对形势的概括有益于美洲国家之间加强谅解。其意义丝毫不亚于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联合防御委员会的建立。9月，美国以相当具体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在北大西洋地区的责任。根据一项政府间协议，美国以50艘超龄的驱逐舰换取了原属英国的从纽芬兰一直延伸到英属几内亚的8个军事基地，租借期99年。当1940年5月希特勒进军荷兰和比利时的时候，威廉·艾伦·怀特组建并领导了“援助盟军保卫美国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名字包含的意义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成。一个月之后，盟国中只剩下英国还在跟轴心国战斗，因为法国已经屈服于纳粹党人的“闪电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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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保卫英国的军事物资的生产和美国的备战，一起稳步增进。随着飞机制造厂的设备改造，拖拉机装配线转变成坦克和炮架的生产线，造船厂和精密仪器车间不间断地轰鸣作响，美国的战争实力不断地被现代化并且不断地扩张。这一时期，英美两国的合作关系在1941年3月11日《租借法案》签订后发生了重要的转折，该法案决定向反对轴心国的国家供应原材料，供应的总量是基于这些国家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偿付能力。美国还决定借款给中国，并于1940年禁止向日本输出高品质汽油和金属。这些做法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但它们所吸引到的关注度，远不及大西洋彼岸的欧洲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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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振兴署对日益临近的战争危险做出了回应，越来越多地转向像飞机场和军工工程、国民警卫队兵营、兵工厂和步枪靶场之类的建设项目，截至1941年10月，公共事业振兴署三分之一的工人都在从事这样的工作。国防方面的需求使国债不可避免地连创新高，但与之相对的是，救济的需求倒是日益减少。欧洲战事的前一年中，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工业生产指数至1940年初秋增长近7个百分点，私营企业雇佣了约200多万名工人。美国还出现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人力需求之源，即1940年9月16日签署通过的和平时期的第一个《义务兵役法案》。随后的几个月中，服装制造商打出了这样的广告：“时尚的年轻人现在流行穿军绿色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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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又一次总统大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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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征兆因为又一个总统选举年的到来，而更添兴奋与骚动。使共和党组织深为不安的是，共和党全国大会应公众要求提名温德尔·威尔基为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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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基是位精力充沛、认真热忱的印第安纳州人，在华尔街从事律师职业并管理着一家大型公共事业公司，在他与“新政”的措施（而非它的理念）产生严重分歧之前，他一直是位民主党人。威尔基是位真诚的世界大同主义者，他不想跟政府作对，因此拒绝发动一场有可能会导致国家分裂的论战。不过，威尔基得知民主党“计划”让罗斯福竞选第三个任期的做法时，他决定使这场总统竞选大战成为一个吸引人关注的论题，因为民主党这样的做法打破了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先例。作为罗斯福最具挑战性的竞争对手，威尔基以其简洁坚定的理想主义以及作为领袖人物而迅速增强的力量，给数百万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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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危机日益临近的阴霾中，共和党议员们内部分歧严重。1939年秋，共和党的参议院议员们面对废除武器禁运的议案时，8人投票赞成、15人投票反对，但共和党的众议院议员却有21人投票赞成、153人投票反对。1940年，在威尔基表示支持义务兵役制后，共和党参议员当中8人投票赞成、10人投票反对，共和党众议员中52人投票赞成、112人投票反对。再往后，对《租借法案》这一法案，共和党参议员有10人支持、17人反对，但众议员有24人支持、135人反对。夏天即将结束了，尽管总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呼吁切不可在危急关头毁了那支新建的军队，但只有7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支持延续义务兵役制，有13人支持取消它，而在共和党众议员中则有21人投票支持延续、133人投票取消它。结果，这一至关重要的措施，仅以203票对202票的极微弱优势得以勉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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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人心怀疑虑地看着他们培育出的这位羽翼未丰的候选人，最为不安的是孤立主义占优势的共和党保守派，因为对于一个实行党魁负责制的政党来说，威尔基是不可预知且明显难以驾驭的。他远不够老练，抑或说他身上的理想主义情结还太浓，没有足够的能力操纵核心集团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相对而言，越来越老道的罗斯福已能够与泽西城的“老板”海格、纽约市的艾德·福林，还有其他坦慕尼协会成员，以及芝加哥的凯利一纳什等团体达成权宜而非考究的联盟。支持威尔基的人则显得杂乱无章，他们包括：所有特别憎恨罗斯福的人、一些德裔美国人、患有恐英症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古格林手下那帮乌合之众以及道森的追随者们，以及在国内占绝对多数的新闻媒体，还有对国家心怀不满的约翰·L．路易斯及其下层拥护者们。这年的总统大选，结果虽然不像1936年那么震撼，但仍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幕。罗斯福获得2,700万张普选票，其对手只获得2,200万张；获得38个州的449张选举人票，而其对手只得到10个州的82张。在一项选举分析中可以看出，最初投票者中，有近300万名选民投票支持罗斯福，而只有190万人支持威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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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杂志（Fortune）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出更重要的一个变化：与总统选举大战最高潮时进行的调查相比，当前的民族团结精神显著有了增强；到11月初，几乎没有几个悲观论者继续把罗斯福视为国家发展的潜在威胁。尽管人们仍在不断地就战争与和平这一主题进行大论战，但无数持不同政见者如今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指引下、紧密地团结在总统的领导之下。事实上，一些保守分子曾长期批评“新政”，现在却满怀热情地成为总统“国际计划”的坚定支持者。1939到1941年之间，罗斯福悄然由穷人的保护者转变为危难关头全体国民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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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6日，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清楚地表达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信念，该观念传达了“人的四项基本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此举成为美国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支持人权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新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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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春，美国扣留所有停泊在美国国内港口的隶属于轴心国集团的船只，并分别在4月和7月以武力将格陵兰岛和冰岛置于军事管控之下。6月，德军击沉了美国货船“罗宾·摩尔”号，罗斯福针对此事件宣布开始“无限期的全国紧急状态”；随后德军对美国驱逐舰“格里特”号的攻击，导致罗斯福命令海军“看见纳粹潜艇就开火”。6月24日，在希特勒侵入俄国人的地盘，并且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宣布所有反对轴心国的人都是英国人的朋友之后，美国的《租借法案》涉及范围扩大到了苏联这样一个强国。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下，人们把它的极权主义忘得一干二净，而是在赞赏中与它并肩对抗共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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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罗斯福总统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于海上会谈，共同起草了《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提出了一些类似源自威尔逊“十四条”的共同原则，并在这些原则之上确定要“让世界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希望”。这些原则包括：反对领土扩张，国民有权利选择他们的政府体制，公海自由，提高各地的劳动标准和社会保障，尽全部可能进行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建立“永久性的普遍安全体系”。美国人的全球教育也正大踏步前进。1937年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询问被调查者：“你认为美国应该加入一个有权利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吗？”调查结果显示，持肯定态度的人只占调查者的四分之一；但到1941年，对此问题持肯定态度的人约占五分之二，1943年的前几个月里，持肯定态度的人上升到五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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