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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年轻创业者的“7条军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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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12年《福布斯》中文版首次推出“30 Under 30”以来，我每年都带领团队与美国同事一道，在各自国家的各行各业中寻找年轻的创业者和未来的创新领袖。我们在发布这个30人的名单时，也会对中美年轻创业者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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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已经成为标志人们成功的最重要的里程碑，中国有“三十而立”之说，在美国，互联网加上大量的风险资本，为人们更早创业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年轻人开始创业，成功的创业者也在向低龄化发展。中国正在出现同样的趋势。李彦宏在百度内部讲话时，就曾要求以后多提拔30岁以下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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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中国首倡寻找30岁以下的创业者，在很大程度上相信，互联网时代，尤其是在中国，年轻一代在无法改变其他环境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在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创业，为自己的未来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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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有3位创业者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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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刑帅，他是一个非常“本土化”的创业者，高中读了7年才考上一所二流大学，但在网络教育与培训领域取得了创业成功，足以令许多名师名校出身的互联网教育创业者进行深刻反思。大家都说这个市场非常巨大，但应该满足哪些需求，网络教育与线下课堂有何不同，以及如何建立商业模式，这些连硅谷创业者都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在刑帅这里得到了初步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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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是张添乙。这位祖籍上海、出生于香港、移民加拿大、回到上海受基础教育、到美国伯克利读大学、辍学后又到深圳做硬件创业的男孩，让我们看到一种非常国际化的经历，如何把人推到了早期创业的极致。另外，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几个未来创业的方向：从纯互联网向更加智能化的硬件发展，而在硬件创业方面，智能化定制是一个发展方向，硬件创业的天堂可能是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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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在中国创业的美国人贾瑞德。他主要是代理中国优秀的游戏并推广到海外，同时在尝试自己研发游戏。我和同事在上海一处通常是金融机构使用的高档写字楼里采访了他。贾瑞德对中国文化的融入令我非常吃惊，这种融入使得他在中国赚到了第一桶金，并实现了创业梦想，收获了爱情。他有两位中国合伙人，这位顶级的游戏玩家说，他的中国合伙人比他还要“疯狂”。他们的业务增长很快，让他足以认为腾讯也奈何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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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贾瑞德，我们看到了中美创业者身上各自的优势与劣势，或者说北上广深的创业者与硅谷的创业者之间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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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自称8岁就开始做销售的美国俄亥俄州人，飙着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与我们侃侃而谈。的确，中国的创业者比起硅谷的创业者，显得“苦逼”了一些，但他们乐于吃苦，善于学习，这是中国创业者最大的优势。美国创业者的原创性、国际化、全球性强于中国创业者，但中国创业者在取得成功的速度上已经接近美国创业者，而且中国创业者在模仿中寻求创新的能力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这种创新能力也足以令中国创业者推出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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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贾瑞德的几点总结，我称之为中美年轻创业者的“7条军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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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美国的创业者都很拼，但中国创业者可以牺牲任何生活的平衡，可以不管老婆孩子，可以在办公室睡觉。 中国创业者善于找机会，美国创业者是创造机会。 中国创业公司需要具备国际化思维，要有全球化的想法。 硅谷的企业主文化比中国好，比如办公室环境更人性化。 在美国创业主要靠VC、天使，不一定要靠自己的积蓄，也因此硅谷创业者要牺牲很大一部分股份给投资人，但中国创业者更有办法自己找筹钱。 中国的创业者学习能力强，创业公司决策快，因为董事会都是自己人和创业伙伴。 中国创业者可能不会率先提出好的概念和想法，但是能迅速将想法做大。中国公司学习一些海外的概念，但可以比海外做得好很多。 从贾瑞德身上，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创业的机会：跨文化的套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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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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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小国，新加坡何以要向以色列学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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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在新加坡参加一个创业者大会期间，当地从事客服系统开发的创业公司Zopim，以3 000万美元将自己卖给了旧金山的客户服务软件公司Zendesk，而这家公司已经申请了在美国上市。Zopim的成功退出，在新加坡当地创业圈内引起了一阵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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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桩并购案从金额来看，不只是在美国硅谷，在中国也不足大惊小怪。新加坡人之所以兴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Zopim创业者来自新加坡大学，公司成长于当地的创业孵化器，而且早期投资是政府的种子基金，可以说是新加坡本土创业公司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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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年轻人愿意创业吗？这个人口500多万的国家，以富裕、整洁、高效而闻名于世。这里的人彬彬有礼，墙上找不到任何涂鸦。我在想，年轻人受到良好教育，循规蹈矩，毕业后可以到政府当公务员，到金融机构当高级白领，在国有企业或跨国公司里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为什么要创业呢？而且新加坡的市场太小，哪个风投愿意在这么小的市场下注却不退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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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从政府到大学都已经意识到，自己缺乏创业与冒险精神。对比另一个小国以色列，新加坡各方面的条件要优越很多，但以色列表现出更强的创新能力。新加坡政府在研发及教育方面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期望尽快转型为创新型经济，但将科研成果与专利商业化，需要一大批创新者、创业者与颠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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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新加坡的市场狭小，我请教了新加坡的一些企业家和教育家。我提出，新加坡可以学习以色列，为更大的市场创新，从更大的市场退出。比如，以色列就是硅谷研发的后院，风投主要来自硅谷，而退出主要是华尔街。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永财博士告诉我，以色列有特珠性，比如它们的创新机制与军方需求之间关系密切，以及犹太人在美国金融界甚至军政界有广泛的影响力。但两国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市场都无法支撑一个独立的创新体系。正如在全球自由贸易时代新加坡成为转口贸易中心一样，在全球创新坐标上也必须寻求自己新的定位，成为更大市场的创新和创业的新枢纽。对于新加坡来说，中国应该是比美国更具前景的市场。新加坡国立大学已经在中国苏州建立了研究院，在这里进行针对中国市场的创新研发、技术转让及企业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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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创业、创新领域多年不懈的投入开始结果，尤其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企业机构（NUS Enterprise），创业教育与创新孵化持续多年，近几年陆续有一些小公司成功退出，正在迎来收获期。陈永财告诉我，企业机构2002年设立，到目前已经与8个海外创新中心城市的最著名大学建立了合作项目，包括硅谷、费城、上海、斯德哥尔摩、北京、特拉维夫、纽约等地。新加坡国立大学每年选取有明确创业计划的学生，向上述每个城市输送20名左右，让他们到当地大学学习，并且必须到当地的初创公司申请为期一年的带薪实习生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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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被称为“体验式创业教育”，这些学生回到新加坡，就像一批创业与创新种子，经过优化之后，重新植入新加坡的创新土壤。他们把各地最新的创业文化、技术、商业模式以及梦想带回新加坡，形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创新部落，不断有新的思想碰撞、相互激发，有一部分人很快就进入大学的孵化器。新加坡国立大学坚持十余年，已经渐成气候。负责企业机构项目的CEO曾莉莉女士，曾经是一位成果丰硕的医疗科学家和精力充沛的投资人，多年从事生物医药领域风险投资。她告诉我，企业机构总共培养了1 500名学生，从中产生了180家初创公司，其中约有100家目前还在成长。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企业机构现在已成为新加坡的创业“黄埔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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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正在加大创新投入的力度，为创业者提供更好的技术。许多创新企业针对东南亚周边大市场获得了成长空间，日本电商巨头乐天2013年就以2亿美元收购了新加坡视频网站Viki。新加坡的通用语言有英语、中文、马来语，这使其创业人才具备了独特的文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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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被称为亚洲的瑞士，未来会成为亚洲的以色列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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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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