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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越未知:从无限劳动力到无限计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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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承诺不行贿的中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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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贿还是不行贿,在一些企业家眼里,正在成为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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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广东浩和建筑股份有限公司CEO张奕晓,2011年加入了世界经济论坛的“反腐败伙伴倡议”(Partnering Anti-Corruption Initiative,PACI)。一年半之后,他仍然是唯一一名中国企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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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奕晓从事建筑工程生意,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行业是“比较肮脏的”。2011年,在世界经济论坛的雅加达会议上,他发现中国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加入PACI,实际上,该组织和世界经济论坛在中国动员过许多企业加入。“因为我们公司不愿意沾染回扣和行贿,做的都是比较简单的生意,当时我说,我愿意做第一个。”在签署协议时,印度也没有一家企业加入。到2013年,印度已有数家企业加入,而中国仍然只有一家。这是一个自愿加入的组织,成员包括约200家世界各地的公司,既有欧美的跨国公司,也有新兴市场的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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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奕晓表示,作为一家建筑及工程公司,浩和公司坚决不给人挂靠。他估计,中国8万多家建筑公司中,约95%都是挂靠的。所谓挂靠,是指一个施工企业允许他人在一定期间内使用自己企业的名义对外承接工程。“给人挂靠能收费,但你就很难控制诚信和品质,而寻求挂靠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在做关系主导型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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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奕晓认为,挂靠已经成为中国建筑行业中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有那么多质量事故、安全事故,这是中国目前建筑行业最糟糕的一点,非常可怕,是一个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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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愿加入PACI,并且保证公司绝对不以回扣和行贿获取工程,但张奕晓也承认,他们不能做到完美,在一些政府管制的基层,他们确实难以应付,有时没办法,也会请客送礼,但不送现金。“我是反对这样做的,但他们真的会让你停工,我们要生存,不能让我们的客户受到伤害。”他表示,政府管得太多了,各级政府叠床架屋的规章条例“简直让你觉得可怕。如果你诚信,会把你累到崩溃为止。国家的管制规范过多,你做不到的话,自然就会给权力寻租找到一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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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原则还是影响了张奕晓的生意,2011年可能错过的生意有70多亿元,有两个是国内企业的项目,一个60亿元,一个10亿元。“他们通过中间人找到我,知道我做得好,又是民营企业,比较好处理,就来谈这样的事情。我说对不起,我们不做这样的生意。”现在浩和公司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一些跨国公司里也有人想吃回扣了,张奕晓透露,他们2011年遇到两家很大的跨国公司,“它们的外包经理直接‘要点数’,我说对不起,结果这些项目就投不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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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张奕晓称越来越多的同行和客户知道他在做“阳光工程”,客户包括一批国内知名的地产公司、制造业公司以及一批跨国公司。在我看来,张奕晓承诺不行贿,将会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带来一个很“现实”的好处,基于相同价值观,获得一批“志同道合”的潜在客户。在PACI的跨国公司名单上,我的确发现了浩和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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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PACI的调查研究,反腐败有其商业逻辑。估计全球每年行贿的金额在1万亿美元左右,这使做生意的成本上升了10%。作为法人的公司以及CEO本人,都将会为属下员工的腐败行为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坚持不行贿的公司,在投标公共项目时,良好的公司背景会令人放心。诚信可以避免法律风险,避免政府反腐败的罚金与惩处,并且吸引和留住那些有原则、上进的员工以及在意商业伦理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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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腐败成为一种集体行为,就会扭曲市场、阻碍增长、破坏法治,大家都是输家。张奕晓的一番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在建筑、食品、药品、质量等问题为何屡禁不止,就是因为出了问题就可以摆平,最终就是大家活着都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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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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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痛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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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痛苦,痛有多深,恐怕眼下的中国中小企业主们最能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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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亚太版曾经每年发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在榜单所列的50个国家和地区中曾经名列第二,仅次于法国。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雇主社会保险、雇员社会保险和增值税(或销售税)的最高法定税率进行加总,得出税负痛苦指数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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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榜单曾经引起广泛的关注,甚至在官方与民间引发争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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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3月26日举办的福布斯中国潜力企业论坛上,中国光大银行和国家会计学院联合发布了《中小企业税收发展报告:税收与企业成长性》。按企业支付的各项税费占税前利润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在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新三板中,2012年企业综合税负达到了138.89%,表明企业所缴的各项税费(按现金流计算实际发生)远高于企业的税前利润,而且新三板的企业综合税负远高于企业规模较大的创业板(71.70%)和主板(1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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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业板来看,2010—2012年,公司综合税负急剧上升20%,表明中小企业负担逐渐加重。请注意,企业税收负担最重的,以及近年来税收负担上升最快的,是中国中小企业中的创新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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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项研究成果再一次证实了中国企业的税收遵从成本是累退的,即企业规模越小,单位销售额的税收遵从成本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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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遵从成本,是指纳税人为了依法纳税所花费的时间及货币成本,货币成本包括支付给报税人员的工资、第三方中介税务代理的费用以及购买报税设备所支付的金额等。它是纳税人在真金白银纳税之后额外付出的成本,对企业及社会资源完全是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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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的税负无论在个人还是企业,都是累退的,越是低收入人群,越是中小企业,所承受的税负越重。考虑到整个社会中低收入人群以及中小企业占多数,目前的税制不仅没有起到公平化的作用,反而加剧了不公平,从而放大了税负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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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的创业者、企业家和投资人最诟病的并不是税率,而是中国税制的不透明、不一致,这些都构成了企业税负沉重的一部分。一位国际投行直投部的投资人告诉我:对税法的解读很多地方不明确,各地掌握政策不一样,合规成本非常高;在这样的税制下,你守法越认真,问题越复杂,就越没有答案,规范成本和寻租空间越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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