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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下一块石头摸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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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好日子一去不返，这已经成为共识。大方向就是从高速增长、外需、投资、制造主导的经济，趋向增速下降、内需、消费、创新主导的经济。谈到这样一个转型，被忽略的是社会与政治的发展。不建立与经济发展更高阶段相适应的治理结构，经济转型将无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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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谈到“新四化”还是新“三大红利”，都离不开城市化。城市化不仅仅具有人口统计上的意义，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意味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乃至崛起。中产阶层的崛起，将会带来一系列社会变革，产生一系列政治诉求。他们一般都拥有产权，因而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同时又是纳税人主力，所缴纳的物业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将日益成为各级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将要求政府更加透明，并要求更多的问责、更多地参与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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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近几年城市中产阶层发起的“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yard），他们对经济活动中环境和生态的后果越来越关注，更多地要求政府在进行有关的投资、规划及环境测评的过程中，能制度性地保证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利益。另外，微博也成了城市居民及中产阶层发出公平正义声音的一个重要平台，但这仅仅是非常初级的阶段，需要线上线下打通，从围观转发到理性参与，从平台打造到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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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是城市化的主力，这个阶层是开放和流动的，它需要包容农民工，同时不断产生社会的精英阶层。如果不形成中产阶层，城市化将失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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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下一个30年的发展目标是初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如果说一个饥饿的社会破坏产权保护，温饱的社会不需要产权保护，那么对于一个走向富裕的社会，产权保护就是它的基石。创新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产权的保护，因为创新的主体是个人及企业，创新的结果是创造财富。如果无法对产权进行保护，创新的活力将受到抑制。无法保护产权，遑论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产权的根本是建立法治，大量的研究表明，产权保护在近代使欧洲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创造财富的进程。而由于缺乏保护，一些在20世纪初富裕的国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陷入困境，被许多国家超越，比如阿根廷。选择保护财产权，就是选择一个富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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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府治理，公司治理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过去30年依靠低技能劳动力加工，以及投资驱动的经济所对应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就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政府补贴的公司治理结构，这将无法适应未来10年向创造和高价值链攀升的经济。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农村劳动力与工业生产的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中国正在失去人口红利，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更多地依靠高技能的劳动力、更细的社会分工，甚至与技术变革和中产阶层需求相适应的更加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这些正在降临的变化，将挑战中国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公司组织方式：大规模、集中式、人海式、重复性的泰勒式的大工业机器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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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从过度投资转向依靠消费，而一个能够提供高品质消费品及服务的经济，其背后必然是高品质的政府和社会治理。中国市场上尽管产能过剩和商品积压严重，但城市化中新生的中产阶层，尤其是年轻一代所需要的安全、高品质、品牌化的消费品及服务仍然缺乏。而提供高端消费品和建立品牌，有赖于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包括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的提升。而当下甚至连一些必需品的供应也令人担心，例如食品安全问题的背后，是治理能力的低下。从外需转向内需，教育和医疗是关键，它们既是公共品，体现出政府服务的水准，同时也是两个庞大的产业，体现出政府监管的水平。但这两个行业目前是令整个社会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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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政府、公司、社会治理结构的革命性转变，从中等收入经济体顺利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韩国是一个公认的成功案例，并且正在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新楷模。全世界人均收入1万美元以上的富裕国家中，除了严重依赖资源的，绝大多数都建立了稳定的法治和民主制度。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根本特征之一是公民普遍参与政治过程，只有如此，才能建立一个基本公平的社会，扫除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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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30年的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未来的10年或者30年要摸的下一块石头，应该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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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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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在中国的颠覆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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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模仿往往是创新的开始，而不是终结，尤其是在互联网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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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打破了信息流动的界限，硅谷若出现任何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几乎瞬间就会传到中国，并且很快就会出现模仿者。一位顶级的风险投资人告诉我，在硅谷出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商业模式或者概念新颖的公司，几乎同一天就会在北京、上海或者深圳的咖啡馆里看到，有人在谈论并探讨利用这个新技术、商业模式或概念创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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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互联网在中国绝对不仅仅是模仿。目前全球排名前五的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占了两个：腾讯和阿里巴巴，它们在中国市场环境下进化，已经成为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创新的典范。中国的创业与创新，也正日益引起国际上的关注，一个跨国界的全球创业网络正在形成，而中国在其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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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创新进入中国，对于传统产业的颠覆性，往往比在美国更强。以零售业为例，尽管亚马逊和eBay是电子商务和网上交易的先驱，但中国产生了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商巨头，电商的崛起直接导致了传统零售业的生存危机。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并没有发生，美国以沃尔玛为代表的连锁超市依然牢牢地占据着市场的主导地位。这是因为中国传统零售业不发达、不成熟，导致了电商的发展空间巨大，对于传统零售行业的冲击在某些方面甚至带有破坏性。像苏宁这样一个刚成为家电连锁巨头的公司，头把交椅还没坐热，就已经面临着被颠覆的危机，不得不痛下决心向电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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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联网金融为例。在美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早已经成熟，信用卡支付非常发达，即使出现了PayPal这样的支付公司，以及P2P和众筹模式，却依然无法撼动华尔街所代表的主流金融体系。但在中国，2013年以来互联网在支付、P2P、小额贷款、融资、保险、理财产品等方面全面出击，势头之猛，已经引起主流金融机构的担心。这是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没有完全开放，没有实现市场化，为互联网的颠覆留出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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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媒体行业为例。从2012年以来，报纸和杂志开始进入收入的拐点，不时传出一些纸媒关门大吉或者合并的消息，电视机的开机率下降，广告收入下降的势头迅猛。而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阶段，进入相对平稳的内容与技术和新媒体融合的阶段。对比一下，美国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是一个高度市场化和竞争化的行业，而中国的媒体则受到政府严格管制，传统媒体各方面的发育原本就不成熟，遇上移动互联网，立即引发“雪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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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抱残守缺者来说，互联网是丧钟；而对于创新者来说，互联网是福音。当互联网深入到中国不太完善的传统产业中时，这种新的机会，以及新的结合，就会产生中国所独有的商业模式。所以，互联网在中国的颠覆会更彻底，因为用户更多，因而机会更大。如果仅以国内市场相比，中国肯定会出现比美国更大的互联网公司，不只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人口超过了美国，更因为互联网对中国传统产业的改变更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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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一些行业还没有发展到美国的程度，就已经被彻底改变，或者与互联网融合成为一个全新的行业。美国是全球性的研发部门、实验室、创新策源地，而中国是最大的应用创新转化器与最大的应用市场。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国际创新者会加入到中国来，有那么多的风险资本来中国寻找迅速复制美国模式的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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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互联网从边缘颠覆向主流进军的转折之年。在互联网迅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80后”和“90后”一代，正在成为经济的主体。这会带来两个效应。一方面是中国能够利用互联网实现产业发展的跨越。例如在物流行业，美国的物流巨头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才形成了目前智能化的物流系统，但中国不到10年的时间，就能产生像顺丰这样日益智能化的物流巨头。另一方面，互联网在中国对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只有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实名制度、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才能保证互联网的颠覆创新能持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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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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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从江湖进入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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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互联网正在从“边缘革命”向主流高端进军。2013年，传统行业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一片愁云惨淡，但与互联网和移动有关的行业反而加速成长，成为潜力无限的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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