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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越未知:从无限劳动力到无限计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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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富的转移到权力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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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撼动了华尔街,引发了一场全球金融和经济权力的转移。这场权力转移的载体,是财富的转移,其过程可能恰恰是新兴市场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陆续加入全球的分工体系,逐步改变全球的贸易、投资、金融秩序。而次贷危机,正好是这样一个全球分工和竞争的格局渐变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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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渐变的结果,是以东亚为代表的制造业财富和以中东为代表的资源财富的创造。全球制造业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和印度转移,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工业化,从人口结构上看,这一过程可能还将持续一代人,从而导致中东石油价格和全球资源类产品的上涨或者持续高位运行,吸引依赖这些资源的西方国家和一些资源贫乏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财富向其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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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财富和资源财富,在东亚和中东国家表现为主权财富。在这样一个财富的转移过程中,美国和欧洲的金融服务业发挥了中介的功能:全球融资、资源配置和财富管理。但更重要的是,华尔街发挥着另外一种重要的中介功能,用新兴市场国家的资金支持美国政府的服务和美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消费,这是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最重要的特征。而美元的全球储备地位,也直接服务于美国消费全球制造产品的经济秩序。通过创造泡沫性财富,美国拉动了全球经济。正如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以房价与租金的比例来看,美国的房地产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涨幅。真实的财富流向新兴市场,但美国仍然掌握着金融秩序,创造着可以被即时享用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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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08年这一轮次贷危机,华尔街在全球资本与美国消费之间的融资中介地位,还有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都受到了挑战。其结果正如2008年年底,东亚和中东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约400亿美元流入华尔街,但这次不是采取借钱给美国消费者的方式,而是采取持有美国金融机构股份和参与金融秩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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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外汇资产组合方式,可以从过于集中在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消费融资,转向更广阔和长期的投资行为。例如,为什么印度外汇资本并没有参与华尔街的抄底?除了印度没有主权财富基金外,这些外汇资本都投资到了国内的基础设施,虽然无法获得短期的财务回报,但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印度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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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国家如何长远保持自己庞大的外汇财富的价值、服务于国内的建设,从中国银行业与美国银行业之间在这几年发生的巨大变化,可能会看到一幅更清晰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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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国银行业中的高不良贷款率和低盈利能力,令许多美国的金融机构认为已经“技术上破产”。直到2006年时,美国的评级公司还估算中国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贷款率为20%~25%。与此同时,评级公司如穆迪、标准普尔,在忙于给华尔街次级房债抵押的债券评投资级甚至AAA级,令以花旗为代表的美国银行业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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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2008年左右,这一切都被颠倒了。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值已令华尔街所有的金融机构黯然失色。2007年第四季度,美林银行宣布亏损78亿美元,花旗集团宣布亏损98.3亿美元,摩根士丹利亏损35.6亿美元,JP摩根盈利则比2008年同期下降34%,贝尔斯登更是在破产的边缘挣扎。华尔街的大银行陷入了当年中国的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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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2007年,至少400亿美元从全球浩浩荡荡流向华尔街去救火。主权财富基金成为美国2007年最大的圣诞礼物,这些资金,很多来自当年银行业陷入严重问题的东亚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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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2007年中国银行业的业绩报告也公布出来。工商银行2007年净利润较2006年增长60%以上,超过780亿元,而建设银行2007年度净利润比2006年度增长48%,达到685.6亿元左右。其他的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中外合资银行的业绩也非常喜人,大多数增长在50%至10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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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和2006年,当华尔街的次贷生意做得最火的时候,有些金融机构选择成为中国国有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如美国银行,当年25亿美元入股建设银行,到2008年年底,据估计,它的账面盈利一度高达150亿美元。此外,当时战略入股中国上市银行的还有新加坡淡马锡控股、苏格兰皇家银行、瑞士银行、高盛旗下的投资基金、安联集团和美国运通公司。而当时积极参与中国银行业股份制改革的美国及西方金融机构,甚至被美国国会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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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7年按市值进行的全球银行业排名,最大的五家银行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排第一、第四和第五的位置。尽管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并没有完成,目前中国仍然管制利率,银行主要收入来源仍然靠人为的高利差。自从中国银行业股改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是高增长,但一旦经济增长放缓,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将可能会重新上升。另外,中国银行业的管理、风险控制、银行治理结构都还低于国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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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将外汇储备用于建立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从2003年年底开始,中国大规模动用外汇储备补充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向中国工商银行注入了150亿美元,向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各注入了225亿美元,2007年年末又向国家开发银行注入200亿美元。此外,还向光大银行注入200亿元人民币,向交通银行注入30亿元人民币。这些银行资产,由中国投资公司旗下的汇金公司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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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行业,权力的天平正在向中国倾斜,目前中国的银行业正在进入美国市场,要求美国的国民待遇。从更广的意义上说,这场权力转移的表面,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创造的财富,以收购西方公司、金融机构,或许还有不动产的方式,流回到西方,而不再是为美国的政府和消费者融资。但其中可能有一种更深刻的权力转移,那就是把财富用于新兴市场国家目前还较薄弱的国内社会与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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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汇资本充裕,但中国国内的社会资本和环境资本却有很大的赤字。如何将中国的外汇财富用于中国国内的社会建设和环境修复,这应该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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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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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失衡让美国经济步入“次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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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次贷危机一直被理解为一个从局部蔓延到全局、从房屋贷款市场波及到整个金融系统、从金融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观察,可能会发现,全球经济失衡是如何一步步地让美国经济“次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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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全球经济失衡,是指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等国家成为国际贸易和资本的顺差国,以及美国作为单一的最大经济体保持着对全球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这种格局一度保持着平衡,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2.0”:顺差国用巨大的外汇储备购买以美国国债为代表的美元资产;而其中一部分,又通过全球金融中心华尔街的中介作用,回流到新兴市场国家,以外资的方式帮助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产品再出口到美国,形成一种资本的循环。新兴市场国家和出口导向型国家获得经济增长,美国提供市场和以美元标价的资产,在一定时期内取得均衡,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2.0”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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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格局不可能永久保持下去,平衡的内部隐藏着自我破坏的力量。对此格林斯潘很早就提出过警告。他说,顺差国家总有一天会厌倦持有美元资产,这样会导致美元汇率的“无序”下跌。2008年左右这一轮美元的下跌,让许多人担心正在从基本有序的调整进入无序下跌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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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布雷顿森林体系2.0”演变的结果是全球经济的日益失衡。美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是消费,其日益依靠不断膨胀的资产带来的财富效应支持借贷,从而获得支撑。因为各顺差国愿意持有美元资产,美元回流到美国,弥补了美国超出生产能力的消费所产生的庞大赤字,华尔街不断地创造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连接起美国的消费者与全球对美国的顺差。增长-消费-资产价格上涨-泡沫-破灭-金融危机,回顾进入21世纪以来的美国经济,它能够在互联网泡沫崩溃、华尔街丑闻以及“9·11”袭击后实现经济增长,正是沿着这样一条路径在发展,并且最终进入了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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