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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越未知：从无限劳动力到无限计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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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债务的五大经济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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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国务院审计署公布了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全国地方性政府债务余额10.72万亿元，虽然比国内外许多专家预计的要低，但规模还是很庞大。何以至此，并且会对当前的经济造成什么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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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句话又一次应验了。用货币学派的术语说，通过增加贷币发行量影响经济增长，最终是中性的。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中和”2008年刺激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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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上海校友会邀请，我做了一个题为“通往加剧失衡的复苏之路”的小讲座，介绍中国针对金融危机的刺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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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经济的V形反弹态势已经形成，我用2009年第二季度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GDP增长反弹了，但是政府的强力干预将导致严重的后遗症。金融危机刚过去，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喘了一口气，把结构调整放到一边，又接着去搞它们最擅长的GDP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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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宣布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后，地方政府立刻像打了鸡血似的提出了高达18万亿元的响应措施。地方都把这次刺激计划看成是一次难得的投资机会，例如，当时吉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超过40%，而广西达到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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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当年上半年GDP增长88%依靠投资，而以往出口加投资占80%。贷款和融资多数投向国有部门，也就是最低效、最过剩、创造就业最少的部门。而创造就业最有效的私营部门明显投资不足。以广东为例，2009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5%，其中国有部门投资增长61.4%，私有部门降低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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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计划说白了就是让印钞机加班加点。2009年的新增贷款达到了9.59万亿元。与此相对应，地方政府负债余额2009年增长了61.92%，超过了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48.2%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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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在这一轮借贷盛宴中扮演了先锋的角色。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中，市一级政府占比最高，为48.37%，县级为32.71%，省级为18.92%。省级主要为担保，占51.25%。地方政府的整体负债率，达到了7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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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有能力偿还吗？全国有78个市级政府和99个县级政府的债务率高于100%，分别占两级政府总数的19.9%和3.56%。由于偿债能力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截至2010年年底，有22个市级政府和20个县级政府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了逾期债务，有4个市级政府和23个县级政府逾期债务率超过了10%。尽管审计署没有公布这批城市的名单，业内人士估计，一批借金融危机和国家政策而“大干快上”的城市，如天津、重庆、昆明，债务负担会相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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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刺激，到天量印钞，到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沿着这个逻辑，可以继续解释当前经济与市场面临的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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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和2012年是地方政府偿债的高峰期，将会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有一部分政府或者政府背景的公司违约。这些债务总体的期限结构大致是：2011年、2012年到期偿还的占24.49%和17.17%，2013年、2014年、2015年到期偿还的分别占11.37%、9.28%和7.48%，2016年以后到期偿还的占30.21%。国际上有看空者称中国经济可能会“硬着陆”。 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不让房价降下来，因为部分地方的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较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为25 473.51亿元，共涉及12个省级、307个市级和1 131个县级政府。而那些政府担保或其他类贷款，也间接建立在政府土地收入持续增长的前提假设之上。 政府债务导致通胀，但央行又不敢加息，因为2011年是地方政府偿债高峰，加息将令地方政府的负担加重。央行不加息的结果就是负利率。 政府债务“挤出”了民间投资。经济刺激政策一开始就冲着国有部门去了，结果民营企业不仅在金融危机期间投资受到打击，而且后来地方政府大量从银行及社会融资，并且把资本投向社会最无效的领域。为了对付通胀而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做法，令民间借贷利率进一攀升，更加挤出了民营企业在实业领域的投资。 高速公路、普通高校和医院债务规模大、偿债压力大，将导致交通、教育、医疗这些公共服务的价格持续上升。 2011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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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逃避的劳动力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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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期间的农民工及外来务工人员返乡，是中国上亿人口的年度集体“下沉”，即从一二线城市和沿海地区下沉到三四线城市。春节期间，京沪广深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空空荡荡，与内地中小城市熙熙攘攘形成鲜明对比。而春节一过，那些下沉的人群又浮起到各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中国制造”的巨大机器又轰鸣起来，全球经济也跟着忙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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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下沉”之后，再也浮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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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春节过后，沿海地区的“民工荒”都会更加严重，而且劳工短缺正在向更多产业蔓延。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工业化吸纳剩余劳动力达到一定程度，若要继续吸纳，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民工就不会进入工业，民工荒就是典型表现。另外一个解释，中国制造正在向内地转移，中西部许多农民工选择在当地就业，所以刘易斯拐点目前只是在沿海地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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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的背后，是中国人口结构正在经历一次加速的巨变。2011年至2015年的“十二五”期间，中国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将开始发生逆转。到2015年左右，中国的“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人口抚养比，即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开始反弹。从2015年到2025年期间，中国适龄工作人口将会减少2 9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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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前后，中国的GDP总量可能已经超过美国，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即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会超过美国。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相对于美国经济的人口结构优势，到2030年时会完全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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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论是基于联合国2011年公布的中国人口生育率1.8，而要维持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不减少，生育率应为2.1，即每对夫妻养育子女的平均数。但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生育率仅为1.18。随着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出生率可能会继续下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可能会来得更加迅猛。2019年，中国的人口规模达到高峰，然后是陡峭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到204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32%。到2050年，中国的适龄工作人口将比目前下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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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是“十二五”期间最基本的变量。中国经济的增速会下降，通胀压力加大，刘易斯拐点从沿海转向内地，从一线城市转向二三线城市，如果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能会同时面对减速和通胀两方面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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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低端产业和城市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与大学生就业有难度并不矛盾，原因在于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仍不能提供足够的大学毕业生所期待的白领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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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一般会导致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下降、政府财政负担加重。中国目前仅有3%的GDP用于公共养老金，如果目前的养老金制度不改变，到2030年将花费GDP的10%。这还不包括老年人上升的医疗保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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