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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赌”大宗商品大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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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还是从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来看，中国目前都处在对全球大宗商品高度依赖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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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还将持续数个经济周期。在这一时期，中国仍将大力发展制造业，包括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在全球扮演较低端的加工厂地位，对能源、资源、粮食类大宗商品的需求非常大。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下，中国经济是以较高的速度增长着，但能源和资源的消耗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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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经济规模、市场潜力和增长的速度来衡量，在过去的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中国需求”无疑为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操办了一场盛宴。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因素”被热炒成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一股主要推动力量，令市场形成强烈的预期，全球流动性过剩和美元贬值，使石油等大宗商品被热炒出一轮空前的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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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轮持续6年的行情中，中东产油国的原油出口美元收入与原油价格形成了轮番炒作的态势，原油价格上涨产生了巨额的顺差“石油美元”，而这笔美元又回流到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许多加入炒作原油的对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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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贬值的同时，资源出口国的货币强劲上升，以澳大利亚为例，中国对以铁矿石为代表的大宗商品的需求，推动了澳元长达7年的强劲升值，而加拿大元对美元的汇率也几乎翻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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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这种严重依赖外需的世界加工厂模式，以及被国际投机者利用炒作的“中国因素”所支撑起来的大宗商品行情，是建立在越来越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的基础之上的，即中国过高的储蓄率、投资率、出口，及其形成的巨大的“双顺差”和积累下来的巨额储备，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低储蓄、高负债和高赤字，这些都无法持续下去，最终导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外需急剧萎缩，对中国经济形成一次强大的“外需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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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冲击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突然失速，叠加西方7大工业国无一例外的经济衰退，以及不断蔓延的新兴市场经济急剧放缓，萎缩的需求、悲观的预期，导致本来已经积聚起来的大宗商品泡沫崩溃，产生了过调（Overshooting）的效应。而大宗商品崩溃伴随着去杠杆化的过程，对金融市场的动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崩溃直接导致生产价格指数（PPI）及间接导致消费价格指数（CPI）的“跳水”，暂时纾缓通胀的同时，也引发了通缩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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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些公司在大宗商品高价时囤积了大量的实物及看多的衍生品，在价格大幅度下跌时，产生两方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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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量采购原料的化工及钢铁行业库存严重，从2008年10月和11月的统计数据来看，价格直线“跳水”，引发通缩担忧。由于存在一个消化库存的时期，造成一段时间内的“需求真空”。 中国公司大量的衍生品交易造成巨亏，以及中国进行的海外矿产资源收购造成巨额浮亏。 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是资源的消耗者，而资源的拥有者、运输者、市场以及相关的定价权及场内和场外的风险管理工具，全部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使得中国在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面临巨大的能源和资源供应风险。这是中国发展中的一个战略问题。在过去一轮经济周期中，我们看到，由于需求强大、经济过热，导致中国在国际大宗商品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没有定价权，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商品价格，而被动接受的同时，又起到了不断推高价格的作用；由于对经济周期的掌握没有经验，在选择并购、囤积、运用衍生品对冲风险（当然不能排除投机的因素）的时机以及“对赌”的条件上把握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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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能源和资源消耗最大的一个环节上，如何建立工业化的能源与资源供应的安全保障机制，将是中国长期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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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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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强经济学与安倍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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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人物的名字命名“主义”或者“经济学”的，我印象最深的是“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凡是不辜负这些称号的政治领袖，应该以勇气和决心直面危机，克服阻力，推进改革。现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分别出现了“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与“安倍经济学”（Abe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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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强经济学已经成为公众对于经济改革的一种期待。先有克强指数：看电力、铁路运输、货币发行量而不是GDP；后来克强新政被理解为“新四化”：现代化农业、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2013年6月份中国货币市场出现“钱荒”并引发一场小小的金融危机之后，克强经济学三根支柱正式产生：不刺激，去杠杆化，结构改革。7月份又提出结构调整要在一个通胀的“上限”，以及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下限”区间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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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经济学号称“三箭齐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结构调整。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以“超预期”的量化宽松政策，大量购买债券甚至高风险资产，实现物价上涨2%的目标，短期立竿见影：股市上涨、日元贬值、薪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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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克强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是不犯日本当年的错误，避免日本式的陷阱，而安倍经济学正是要从这种陷阱中挣脱出来。日本过去10年来长期通货紧缩和低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更是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国际上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似乎正在步一代人之前日本的后尘：资产泡沫崩溃，从高投资、高增长沦为低投资、低增长。从这一点看来，“克强经济学”与“安倍经济学”处于亚洲增长模式的两端，一个需要摆脱由于人口结构改变和体制僵化而导致的高增长时期硬着陆式的终结，另一个需要从一场崩溃之后的长期低迷中恢复元气。日本的教训告诉中国，如果拐点时期处理不好导致硬着陆，将付出十分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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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要比安倍经济学大得多。日本是发达的经济体，按人均计算，经济远不如统计数据所显示的那么糟糕，劳动力大军在不断萎缩，2012年日本人均产出增长3.08%，而美国仅增长0.37%，德国甚至下降了0.25%。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结构问题远比日本更严重。由国有企业和政府主导的经济，严重影响了市场的效率。民营企业为主驱动的出口，以及国有部门主导的投资，都已经失去动力。由于政府不再刺激，经济目前正处于下降的通道之中，从趋势来看潜在增长率也在探底中。如果继续原有的刺激措施，将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会积聚更深刻的经济与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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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强经济学没有明确的经济理论做支撑，基本上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又增加了难度系数。安倍经济学之前，日本经济所面临的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等问题，已经被众多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斯蒂格里茨、伯南克等人研究多年，并且已经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建议。这次安倍之所以能够大力推行，完全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执政的自民党有清晰的顶层设计，但问题是自民党政府的执政时间会有多长，安倍的执政地位是否稳固。尽管中国目前不存在执政党的期限问题，但也面临着利益阶层的阻力以及无法回避的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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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强经济学要去杠杆，安倍经济学要加杠杆，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的负债率远低于日本。中国官方公布的政府负债率，即公共债务与GDP之比约43%左右，而日本的这一比率达到了231%。但若以企业债务总额占GDP比重计算，中国为151%，高于日本的113%。从政府负债情况来看，日本是中央政府负债较多，地方较少，而中国正好相反。2011年日本政府债务中，中央政府占81.5%，地方政府占17.2%，与GDP之比分别为188.8%和39.9%。而中国中央政府负债占比38.86%，地方政府占比61.14%。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约12.1万亿元，占GDP 23%。但据IMF估计，中国地方政府的广义负债已经达到GDP的50%，超过了日本。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去杠杆主要是去地方政府和企业过剩产能的杠杆，而日本面临的问题是中央政府的高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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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刺激、去杠杆意味着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下行通道。对于日本来说，刺激政策短期内效果明显，产出、出口、企业信心指数都在提升，但启动经济之后，日本将面临刺激政策退出与结构改革的痛苦。安培经济学是先甜后苦，愿克强经济学是先苦后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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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中嶋圭介提供的有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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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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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视角：中国如何有效投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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