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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视角：中国如何有效投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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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意味着巨大的投资，未来的10年，将会投入几十万亿元。但是，对于一个已经过度投资而且投资效率越来越低的经济，如何投资城市化，才能避免经济更加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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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投资最有效率的区域，即东部沿海和经济中心城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与中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雪燕的研究表明，中国最有效率的投资区域是东部，而不是中西部；最有效率的投资领域是农业与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与房地产业。衡量投资效率的关键是投资带来居民收入的增加及消费的增长，并且进一步促进增长。如果投资仅仅是导致短期内居民收入的增长，而不具备可持续性，则这样的投资是没有效率的。这正是中国目前的情况，尤其是在中部和西部，投资率不断升高，回报率不断下降。而在东部沿海地区，消费及居民收入的增长自我持续已经初步形成，因此，投资集中于东部最有效率，而城市化的重心也应该是在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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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问题是让大城市进一步发展，还是限制大城市发展，实行遍地城市化（或者城镇化）？我认为应该是让大城市进一步发展，因为大城市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无论是生产效率、生活效率，还是基础设施的效率。美国圣塔菲学院韦斯特等几位学者对世界上许多城市进行大数据分析后发现，城市人口的扩张会产生“超线性扩展”（Superlinear Scaling）效应，即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变化的速度并不同步。如果以同步增加为1的话，则会出现以下的效应：私营（研发）就业1.34，新专利1.27，GDP 1.13～1.26，加油站0.77，道路（地表）0.83，电网部长度0.87。显然，会带来产出更高和基础设施更加集约的效应。当然也会产生负面的超线性扩展效应：艾滋病1.23，严重犯罪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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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简单的人口规模增加，并不足以让城市发生超线性扩展。如何让大城市释放超级创造力？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中国学者潘巍等提出了“社会纽带密度”（Social-Tie Density）的概念。他们用北美和欧洲的城市数据进行分析，超线性扩展的秘密在于社会纽带密度：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居住地与工作地接近，沟通与互动便利，以及信息与思想的交流，最终会产生创造与创新的能力，并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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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密度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纽带的密度，它取决于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潘巍以北京为例，由于严重的拥堵，尽管人口密度很高，但目前实际上已经分化成许多小城市，其间交通能力严重不足。所以北京能否实现超线性扩展是个很大的疑问。另外一个例子是瑞士的苏黎世，虽然近年人口增长很快，但中心城区周围形成由合理的交通联结的小城市群，最快15分钟就能进入中心城区，每天约有60%的人口便捷出入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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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揭开了城市不断扩张的秘密，对于中国新一轮城市化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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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成就一批高效率、高度创新能力的超级城市，这些城市应该以市场化机制较好的东部为主，也包括一些中西部的经济及地缘中心城市。这些超级城市不仅要实现自身的超线性扩展，而且要具备极强的辐射能力，带动周边一批城市群的成长，这将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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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成功，即繁荣、可持续、创造财富、造就中产阶层，取决于社会纽带的密度。在我看来，人际互动的形成，就是社会资本的形成。这一轮城市化应该从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导转向以社会资本投资为主导。对于城市决策者来说，还要避免负面的都市超线性扩展，如疾病、犯罪、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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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城市的投资，应该包括城市内部与城际之间的交通建设，尤其是公共交通建设，还有公共空间建设、有利于人际交流的商业与公共设施建设、围绕青年人创业与创意的设施建设、社会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而互联网及通信技术，尤其是社交及移动，无法替代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只会帮助与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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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资本形成，还意味着城市化的包容性，在本地人与外来人、穷人与富人之间建立社会纽带，同时吸引市民积极参与当地的规划与政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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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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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完美风暴，还是被风暴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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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空中国的声音，这些年听得耳朵已生了老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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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美国版在2010年曾选出华尔街专门唱空中国的10个“乌鸦嘴”，领衔的就是“末日博士”鲁比尼。我跟他打过一点交道。2007年他刚创办宏观经济咨询公司不久，网站做得相当简陋，经常转载其他网站的内容。当时我做了一个英文财经评论网站，金融危机期间，与几位伙伴没日没夜地发一些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文章，鲁比尼不时转载。后来他参加首届陆家嘴金融论坛，我找到他说，当初他的网站免费转载了我不少文章，希望能给我一个免费的待遇，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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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夏，鲁比尼又来到上海，发表了一个演讲，谈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在谈到中国时说，2013年上半年，尤其是在中国领导层换届之后，可能会有“硬着陆”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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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鲁比尼的这些“预言”逐渐变成“寓言”：2013完美风暴。他在不同的场合都重复了这个故事。2013年年初，他称中国在年底硬着陆的风险会上升。而在4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似乎想给中国经济一个喘息的机会：如果结构改革延迟的话，到2014年下半年，中国可能面临着一场硬着陆。“完美风暴”仍在天边高悬，只是日子又推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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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13年看空中国的声音有些集中，而且呈扩大之势。例如索罗斯认为中国经济2012年可能已经“硬着陆”了。至少从市场上来说他2014年不看好中国。对于中国来说，硬着陆的标准是什么？我留意到一些机构的研究，认为如果增长降到6%以下就意味着硬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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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少不了华尔街那位全球最大空头基金公司的总裁吉姆·查诺斯。他是主唱，这两年来一直称在香港市场上大举做空中国建筑行业的相关股票，包括建筑、房地产、钢铁、水泥、矿业以及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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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下调了中国主权评级，将中国的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AA–调降至A。另一家评级机构穆迪紧跟着宣布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展望，虽然维持现有的Aa3评级，但将评级展望从“正面”下调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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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围绕着中国经济正在“失速”所引发的风险。2012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为8.1%，是自2010年到2013年以来最慢的。2013年一季度，经济增长为7.7%，意味着3月份GDP增幅不到7%。毫无疑问，中国经济高增长大势已去，而且越来越多人相信，在未来10年，增速放缓的趋势不会改变，我称之为从“高增长”到“缓增长”的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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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放缓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坏事，但在降速的过程中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可能正酝酿着一场“完美风暴”。我在2012年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经济转型的代价会有多大》，谈到了一位在钢铁行业工作30年的民营企业家告诉我的“经验公式”：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8%以下，非垄断企业很难赚钱。我想他说的主要是制造业。的确如此，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中国制造在很多工厂里都“熄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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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日本经济降速时，带来了资产泡沫的崩溃和后来长期的经济低增长。中国会重复日本的老路吗？这又是一个旧话题，而且许多人会说中国与日本不一样，可是，“历史是一座画廊，原创性作品很少，全都是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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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进入缓增长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如果经济增长从10%左右降到6%左右，生产性的资本投资将会暴跌，在边际资本产出率不变的情况下，投资率将从GDP的50%降到30%。这样幅度的下跌，将会引发经济萧条。同时，银行信贷坏账增加，金融体系会迅速变得极度脆弱，尤其是“影子银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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