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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武与小白菜翻案，给官场来次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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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吃白菜”案，几番审决，多次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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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1月4日，紫禁城寒风萧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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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门外神路街远远地来了一队清朝士兵，押着三辆巨大的囚车缓缓走来。囚车后面跟着一辆骡马车，车上停放着一口薄皮棺材，棺材里散发出阵阵刺鼻的恶臭。突然，一骑宫中来使宣布，要将棺材押送至海会寺。军队押着囚车跟棺材径直来到海会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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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车上一位是杭州府余杭知县刘锡彤，一位是余杭县衙仵作沈祥，一位是刘锡彤的门丁沈彩泉。棺材里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是葛品连，生前曾经是余杭县一个开豆腐坊的小生意人。1873年10月的一天，葛品连突然暴病而亡，死时全身青黑，于是市井传言，葛品连之妻毕秀姑（即小白菜）因与举人杨乃武有奸情，故而二人下毒害死了葛品连。葛品连老母向县衙报了案。[1]刘锡彤素与杨乃武有隙，闻告后，亲率仵作沈祥前往验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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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祥勘验葛品连尸体后，将验尸报告跟《洗冤录》进行对比，发现葛品连可能是中烟毒而死。门丁沈彩泉摸准了刘锡彤的心病，一旦将葛品连谋杀案坐实，皇帝一定会下诏褫夺杨乃武举人之名。于是，全程参与了勘验的沈彩泉一口咬定，葛品连死于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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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彤将毕秀姑带回县衙审问，供不知情。次日动刑逼供，毕秀姑受刑不过，诬称与杨乃武私通，杨乃武给了她一包治流火的药，葛品连吃后就死了。刘锡彤下令逮捕杨乃武。新中举人的杨乃武刚从杭州归来，“方从行省赴鹿鸣宴归，衣冠而往”。刘锡彤一看杨乃武衣冠楚楚，顿时火冒三丈，“喝令被去衣冠”，杨乃武遭遇“长跪刑拷”，“加以大杖决臀者千数百下”。“死而复苏”的杨乃武最终屈打成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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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彤拿到供词后，立即向杭州知府陈鲁汇报，说举人杨乃武卷入谋杀案，当事人已经招供，希望向皇帝报告革掉杨乃武的举人之功名。陈鲁遂向浙江巡抚杨昌浚汇报，杨昌浚的报告很快又到了北京。当时的同治皇帝朱批：“杨乃武著革去举人，其因奸谋死本夫情由，著该抚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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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诏令一下，葛品连之死成了钦命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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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武的家人提出异议，反控毕秀姑捏造证据作伪证，因为葛品连生病期间杨乃武不在余杭，怎么可能给毕秀姑治流火之药？刘锡彤再度对毕秀姑严刑拷打。取得毕秀姑的口供后，余杭县将卷宗、人犯上呈杭州知府。杭州知府陈鲁本就是行伍出身，加之杨乃武没了举人功名，上来就是一顿暴打，杨乃武再次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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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鲁将葛品连谋杀案上报到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处。主管刑名的蒯贺荪为道光年间举人，左宗棠围剿捻军期间，蒯贺荪为左宗棠的军队提供后勤支持，深受左宗棠欣赏，赏布政司衔。左宗棠督军西征期间，蒯贺荪荣升浙江按察使。蒯贺荪两次提审杨乃武，毕秀姑跟杨乃武口供一致，认定原审无误。蒯贺荪将案件审理结果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浚定谳。杨昌浚派候补知县郑锡滜密查，郑锡滜到了余杭就被刘锡彤灌得烂醉，他给杨昌浚的调查结论是“无冤无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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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浚，字石泉，1860年入楚军幕，成为左宗棠的左膀右臂。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杨昌浚巡抚浙江，一直不遗余力地为左宗棠筹募军饷。葛品连谋杀案上报巡抚衙门时，杨昌浚正忙着为左宗棠筹钱，听完郑锡滜的汇报后，便以蒯贺荪的审理结果为准上报朝廷。其间，杨乃武却在狱中写了一份辩护词交给姐姐杨菊贞，杨菊贞拿着辩护词到北京都察院投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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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察院一看，杨乃武控告刘锡彤刑讯逼供，下令杨昌浚重审。都察院令一到，杨昌浚责成陈鲁再审葛品连谋杀案。陈鲁再审后维持原判。杨菊贞不服，见向浙江府衙上控无果，再次进京向步军统领衙门、都察院投状。[4]刑部给事中王书瑞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杨昌浚回护同官、含糊结案。[5]都察院御史广寿也向皇帝提交了一份专题报告，建议北京方面派出专案组调查葛品连谋杀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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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一道圣旨，一个庞大的专案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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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学政胡瑞澜任主审钦差大臣，宁波知府边保庆、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担任陪审团成员。不谙刑律的胡瑞澜采信了浙江官场的审案证据，给皇帝上报了维持原判的证据。[7]胡瑞澜的审判令杨昌浚长舒了一口气，可是户部给事中边宝泉又给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奏本，提议将葛品连谋杀案提交刑部重审。[8]光绪皇帝下诏：外省案件纷纷提交刑部，向亦无此政体。[9]边宝泉的奏本也被上谕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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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宝泉是户部的年轻干部，这位镶红旗汉军籍小官的祖上跟八旗入关，他本人于同治二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出任过乡试会试考官，作为后备干部调入户部。谁都没想到，边宝泉会在这个时候突然跳出来干预皇上和地方督抚。杨昌浚立即向皇帝提交了辞职报告，他意识到自己卷入了一个强大的旋涡之中，在边宝泉的行动背后，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正在扑向浙江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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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瑞澜奉命重审葛品连谋杀案期间，也正是户部左侍郎袁保恒跟左宗棠关系紧张的时期。袁保恒来到西征军营后，发现胡雪岩负责的国际贷款利息奇高，于是一直拖着西征军的贷款不批。左宗棠一道奏本送到了光绪皇帝案前，将袁保恒调回北京。左宗棠之所以敢跟袁保恒叫板，底气就来自于杨昌浚。江浙富庶甲天下，身为浙江巡抚，杨昌浚一直是西征军的后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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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瑞澜重审葛品连谋杀案期间，西征军资金紧张，左宗棠曾写信给杨昌浚，希望浙江能够划拨三十万两银子救急，因而对此案也有所了解。令左宗棠头大的是，《申报》一面抹黑西征军，一面呼吁朝廷引入西方审判制度，重新审判葛品连谋杀案。左宗棠在给杨昌浚的信中嘲笑《申报》：“处士横议，托海上奇谈辩言乱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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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浚的辞职报告令左宗棠情绪低落，他在给杨昌浚的信中感慨：“陇实处其难，不于浙求饷，滔滔天下谁复应之？”没有浙江的支援，东南沿海督抚中更没有人会向西征军提供粮饷支持，左宗棠在信中认可了杨昌浚对西征军的巨大贡献：“浙之济陇厚矣。”他安慰杨昌浚，胡瑞澜是一位守正不阿之人，断不能抹却浙江官场的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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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位浙江籍官员联名，冤案惊动了皇帝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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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在不断地关注和报道葛品连谋杀案的最新进展，抨击浙江官场的官官相护。清政府执政集团决定给浙江官场敲个警钟，在拒绝了边宝泉将案件提交刑部的同时，光绪皇帝在诏令中批准刑部可以将卷宗调进北京研究。与此同时，浙江籍的官员对胡瑞澜的调查也是相当不满，十八名浙江籍官员联名向皇帝上书，要求重审葛品连谋杀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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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糟糕的是，袁保恒回京后被调任刑部，出任常务副部长级别的左侍郎。他向光绪皇帝建议，将此案提京研讯。同时，杨菊贞还在各衙门递状喊冤。面对各方压力，慈禧太后下令刑部重审葛品连谋杀案，由浙江巡抚杨昌浚押解此案所有卷宗、人犯、证人，连同葛品连尸棺进京公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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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1月22日，三法司在海会寺会审葛品连谋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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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下令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组成联合重案组，由刑部主审，都察院跟大理寺会审。刑部两个尚书桑春荣、皂保主审，各大部委的侍郎、御史陪审、观审。为了保证三司会审的公正，确保案件审理的专业性，刑部请出了八十多岁的帝国首席验尸官荀义开棺验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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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会寺人山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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