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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的资金暗战，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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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出借款新招，开银行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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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坐在军中大帐给云贵总督刘长佑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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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事顺迅，古今罕见，亦实始愿所不及。”左宗棠在给刘长佑的信中对西征军战事相当满意，一旦朝廷批准在新疆设立行省，西征军便可在新疆南北屯兵驻守，百十年可无战事。左宗棠在信中感叹，自己已经风烛残年，日暮途长，每见后起英哲，辄生爱慕，便作百年乔木之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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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杭州的胡雪岩对左宗棠糟糕的身体状况却一无所知，他还谋划了跟德国军火商的一笔巨大的生意。“新疆重定，兵事已简。”左宗棠在给胡雪岩的信中表现得很无奈，重建新疆及上千公里的边疆防务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可是胡雪岩还购买了大量的枪炮、火药，这令原本就紧张的军费变得更加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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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的军火生意令左宗棠有苦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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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宗棠跟陕西巡抚谭钟麟联名向光绪皇帝为胡雪岩请赏黄马褂的报告中，胡雪岩被夸赞为与前敌将领一样功勋卓著的豪杰，左宗棠称其采购的军火精良，价格低廉。可是，新疆叛匪逃往沙俄之时，遗留了大批英国赠送的枪炮火药，足以分配到新疆各个防务区域。新疆地广人稀，防务线过长，因此左宗棠希望有可以马上发射的马鞍炮，但在胡雪岩的军火采购清单里，偏偏没有马鞍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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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万两白银捐给灾区后，胡雪岩换来了黄马褂。左宗棠一介文人，哪里知道胡雪岩在意黄马褂的玄机。胡雪岩之所以要向皇帝请赏黄马褂，一方面是让左宗棠为自己的信誉背书，一方面是为了重塑自己的商业信誉。更重要的是，穿上黄马褂，他在生意场上就有了国家信誉做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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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他在给西征军采购大量的军火后，立即以报账的名义试探各方政治势力。左宗棠曾经一度以西征军的名义，将军事工业企业采购跟军火采购混在一起，通过走西征军的大账来降低工业改革的成本。胡雪岩也照猫画虎，将洋贷款、华商借款跟军火采购混在一起，上报到总理衙门跟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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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总理衙门早已盯上了胡雪岩的西征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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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给西征军副主帅刘典的信中显得很是不安，胡雪岩的报销之前一直很顺利，可是现在总理衙门跟户部却为此召开了联席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联席会议作出的决定是：贷款跟军火采购必须单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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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开始收紧胡雪岩的资金链，因为他们绝不能容忍穿着黄马褂的商人借战争牟取暴利。左宗棠在给刘典的信中猜测，总理衙门跟户部是想让胡雪岩自己承担一部分费用。联想到户部拖延乌鲁木齐都统英翰的报账，北京方面的行为令做事的人心灰意冷。左宗棠万万没有想到，胡雪岩已经在上海跟汇丰银行又洽谈了一笔巨额贷款，年利息高达百分之十五点二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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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在给左宗棠的信中提出了一个庞大的金融计划：开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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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票号在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银行只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出现的，银行的老板们都是海外之民。在汇丰银行、丽如银行等外资银行中，虽有不少中国经理，但他们最高的身份也只是业务经理，国际银行家们只是看重他们的人脉跟业务资源，这些中国经理还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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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发家之前就在钱庄打工，发迹之后自然也开设钱庄，他开创的阜康钱庄在全国大城市都拥有分号，在北京的分号还拉上了不少王公大臣当客户。但是，阜康钱庄和汇丰银行这样的国际银行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因为没有货币、债券的发行功能，阜康钱庄只是一个功能单一的流通平台，难以通过资金杠杆进行业务创新，钱庄的抗风险能力也相当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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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的钱庄破产风潮一度令阜康钱庄摇摇欲坠，在以左宗棠为首的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下，阜康钱庄才渡过了危机。西征军出兵新疆，给了阜康钱庄一个空前的发展机遇，大量的战争资金通过阜康钱庄流转，新的分号在战争中不断开设，阜康钱庄成为一个巨大的吸金器。1876年，由北方开始的饥荒不断地向南方蔓延，钱庄间的资金周转再度变得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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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计上心来，他在给左宗棠的信中提出了开设银行的计划，甚至连银行名字都想好了：乾泰银行。为了分散乾泰银行的经营风险，曾经参与过轮船招商局前期招股的胡雪岩，决定按照西方现代股份制公司的管理模式，公开招募股份。在胡雪岩给左宗棠写信的时候，乾泰银行已经招募到洋商股本白银一百七十五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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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泰银行的计划正中左宗棠下怀，他已经向光绪皇帝提出在新疆设立行省的想法，而资金问题迫在眉睫。左宗棠在给胡雪岩的信中显得非常无奈：“议设公司仿照洋人办法，实缘陇省苦瘠甲于天下，从前均仗各省协济，此次重定新疆，创始之费，经常之费均须预为筹划，以规久远。各省难以按时将协饷银押运西北，西征军是临渴掘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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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信中感慨，随着各省协饷银的中断，西征军现在是掘井都挖不到水，不得不自筹借贷。可是借洋债需要限定还款年限、本息次数，国际银行需要海关出关票抵押，这个过程漫长曲折。仿照公司之例，创设银行，以中国之银，供中国之借，息耗虽重，“究是楚弓楚得”。更为重要的是，跟向外资银行借贷相比，息银不致外耗，“中国公事谋之中国绅商”，则协饷各省皆可出印票，不必由海关出票、督抚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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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向左宗棠汇报，乾泰银行招股说明书一发布，不仅中国商人相当踊跃，西方资本更是趋之若鹜，纷纷前来洽谈入股事宜。洋人入股乾泰银行的条件可谓相当宽松，以往洋人将资金借贷给中国，都需要各国驻京公使出具官方许可批文，还需要赫德掌管的海关税务司出关票抵押。这一次，洋人都不需要西方驻京公使行文、税务司印押，轻轻松松就将一百七十五万两白银入股乾泰银行，占银行总股本的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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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初，朝廷担心洋人会通过资本入股的形式操纵帝国改革，所以严禁欧美资本直接或是暗中持有中国公司股票。在轮船招商局之后成立的中国公司，均仿照轮船招商局的招股原则，要求洋人不得持有中国公司股票。乾泰银行作为中国第一家银行，洋人却持有五成股份，左宗棠不好向北京方面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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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在给左宗棠的信中强调，银子虽然出自洋人，但银行的控制权仍属中国股东们。胡雪岩在信中说，中国人控制的银行的贷款不受洋股东限制，而是根据政府的财政需要而定，只要各省的财政主管部门盖章，加盖督抚大印，不需要海关印票抵押，不拘泥于年限、期次，机圆法活，破除洋贷款模式，无损于各省，于时事大有所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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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银行真假，只要有钱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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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泰银行是中国金融史上一大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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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立即向光绪皇帝提交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左宗棠极言西征军的资金链紧张，各省协饷银是“频催罔应”“盼切成空”，无奈之下只有让胡雪岩在上海成立乾泰银行，公开募股，每股五千两。一开始，上海滩的商人们听说跟官方合作，而且本国在创设银行方面又没有先例，于是大家都相互观望。胡雪岩“再三譬晓”，一切均仿造现代公司治理，同股同权，华商们这才认购了三百五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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