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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招商局一把手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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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新贵南下招商，两手空空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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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吴淞口，李金镛登上了开往汉口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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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的双鱼旗迎风招展，李金镛望着滔滔江水思绪万千。在离开天津之时，盛宣怀再三叮嘱，一定要在江浙招募商股，湖北矿务局犹如饥肠辘辘的婴儿，如无足够资本，必将夭折。船行至镇江，李金镛决定中途下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镇江一度成为西洋商品内运的最大口岸以及长江的总海关，英法德日意诸国在镇江设立了18家洋行、货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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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江一条两百多米长的街上，公馆、会所、商会林立，钱庄更是如雨后春笋而立。同治年间，镇江的钱庄已超过三十家。随着长江航运竞争加剧，李鸿章家族在镇江投资了义善长钱庄，盐商周扶九投资了鸿源钱庄。一时间，镇江的钱庄扩张到六十家。李金镛带着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命兴办煤矿，镇江的富商们自然不会怠慢这位李鸿章的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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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镛跟镇江的关系颇有渊源。太平军席卷江南之前，李金镛在上海城隍庙附近开设“李家客栈”，因此结识了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1860年，李金镛花钱买了帝国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文凭，同期又在福建买了一个正五品的同知官衔。当年，李鹤章推荐享有官衔的李金镛到淮军集团，参加淮军在镇江围剿太平军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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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硝烟弥漫，将士浴血疆场。身为生意人的李金镛连枪都没有摸过，只能留在后勤部队效力，负责战后难民的救济工作。李金镛的救济工作帮助淮军消化了巨大的战后包袱，李鸿章于1864年向皇帝保奏李金镛赏戴花翎。1865年，驻守镇江的淮军水师冯席珍部军饷紧张，李金镛立即以买官的方式向冯席珍部进行战争捐款，冯席珍立即向户部备案，又加赠李金镛同知官衔。[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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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救济令李金镛在镇江家喻户晓，人们都叫他“大善人”。1876年，北方开始闹灾荒，李金镛给江浙富商们写信，请求他们参与赈灾，以首富胡雪岩为代表的商人们一掷千金，慷慨解囊。李金镛最终筹集到的六十万两赈灾银更是轰动了镇江。这一次，李金镛为镇江的富豪们详细介绍了湖北矿务的情状，先是说湖北遍地都是煤炭跟铁矿石，然后又说湖北矿务会按照西方现代公司的运作模式，商人只要购买了湖北矿务的股票，就能以股东的身份当家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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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的富豪们问李金镛：盛宣怀为什么放弃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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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能够南下湖北全靠盛宣怀帮忙，李金镛对盛宣怀自然是感恩戴德。李金镛向镇江的富豪们解释，盛宣怀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北上直隶是为了协助李鸿章处理更重要的大事。李鸿章希望商人们能成为帝国改革的资本力量，能够成为以煤炭、铁矿为首的重工业改革的重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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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的富豪们一直跟西洋商人做生意，对西方商业环境、制度约束、政策风向都有一定的了解。现在汉族武装集团主导的改革只是摸着石头过河，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律法规范，都没有一个蓝本。在没有公正律法的约束下，清政府执政集团改革的顶层制度设计难以出台，一切商业规则都将成为权贵阶层潜规则的殉葬品，利益集团最终会疯狂蚕食改革的成果。镇江的富豪们对清政府显然还缺乏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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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镛无奈，只得两手空空地登上了前往汉口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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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的盛宣怀一刻也没有放弃过湖北矿务的大权，除了自己的妹夫周锐外，盛宣怀还举荐了赈灾盟友、苏州富商金德鸿常驻矿务总部荆门，赈灾盟友、江苏吴县富豪杨廷杲出任矿务局负责销售的上海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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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师敦一度给盛宣怀写信，希望他能够南下主持矿物大局，可是已经坐在河间道台官椅上的盛宣怀对郭师敦的催促置若罔闻。李鸿章对湖北矿务提出的“炼铁”方略兴趣不大，盛宣怀岂能忤逆李鸿章之意？更为重要的是，湖北矿务的招商完成得相当糟糕，尽管招商工作开展了一轮又一轮，李金镛也不断地到江浙进行推广，但最终还是只招募了一万九千两百两白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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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谋权，安插亲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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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湖北矿务的盛宣怀相当尴尬，因为唐廷枢那边又给李鸿章提出一个更为庞大的计划，他计划修筑一条开平通往天津的铁路，将开平的煤炭通过火车运输到天津港口，再海运到南方。如此一来，煤炭资源便可以激活整个工业改革。广东商帮的工业改革已经成为淮军集团的旗帜，盛宣怀岂能甘居人下？轮船招商局是广东商帮崛起的桥头堡，盛宣怀对于拿下轮船招商局势在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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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谋权招商局已非一日。早在1877年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时，他就图谋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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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是大清帝国改革的旗帜，却是盛宣怀的痛。李鸿章在筹建轮船招商局前，一度让盛宣怀草拟招商章程，可惜盛氏家族财力有限，李鸿章最终选择了漕帮出身的朱其昂。没想到朱其昂招商不利，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一举取代了朱其昂的地位，盛宣怀再次被排除在招商局的核心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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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到上海出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之前，盛宣怀一度以李鸿章的代言人自居，对会办这个职位相当看重。在给朋友沈能虎的一封信中，盛宣怀写道：“漕运、揽载及一切规画事宜均令会同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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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盛宣怀到轮船招商局后，发现轮船招商的管理层没有按照西方公司的治理模式进行会商办理，广东商帮仰仗雄厚的资本，垄断了管理话语权，盛宣怀“只可随同列名”。没有实际的权力，还要为广东商帮在管理方面背书，盛宣怀岂能满足于列名的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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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轮船招商局的尴尬地位，跟李鸿章调整管理战略密切相关。改革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战略，淮军集团要在清政府执政集团跟湘军集团中取得主导权，一定需要政治跟资本的双重合奏。李鸿章跳出私人小圈子视野，“破格求才，于阛阓中”[23]，在人才战略方面将商业能力上升到第一位，私人控制欲退居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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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管理大权的旁落令盛宣怀如鲠在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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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购旗昌轮船之前，盛宣怀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决定在招商局内部安插私人亲信。当时，轮船招商局的发起人朱其昂兄弟因为丧失了绝对控制权，对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心怀不满，自然答应帮他安插亲信，双方就这样迅速结成了联盟。盛宣怀跟朱其昂兄弟的结盟意在向广东商帮的控制权发起挑战，甚至发动公司管理层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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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昂兄弟在安插盛宣怀亲信的时候，遭遇了唐廷枢、徐润的一票否决。朱其昂在写给盛宣怀的私人信函中表示很无奈：“本拟设法位置，实缘商局用人景翁（唐廷枢号景星）早已定夺，局中所有伙友，渠一概不用，以致无从报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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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谋权，三人同盟请辞逼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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