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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总办找靠山，不料所托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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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担忧，为保利益找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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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在福州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在福建巡抚借调唐廷枢期间，唐廷枢跟胡雪岩展开了银行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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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之所以要创设银行，跟广东商帮一个庞大的商战计划密切相关。广东商帮谋划在伦敦成立一家名叫宏远的国际贸易集团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三十万两。除去经营一般商业及代理生意以外，宏远公司还充当中国政府在海外的代理人，政府需要的武器、船只和机器，都可以由宏远公司代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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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向广东商帮征求创设宏远公司意见期间，盛宣怀正在联手朱其昂兄弟四处控告唐廷枢。其实，唐廷枢更担心的是首富胡雪岩，宏远公司的政府海外代理人角色跟胡雪岩的生意有着直接冲突。一旦宏远公司代理政府的武器、机器采购业务，那么西征军所需的武器就没必要经过胡雪岩来采购，这一定会遭遇胡雪岩的掣肘。广东商帮的笔杆子郑观应提醒唐廷枢，一定要找一位李鸿章的幕僚为宏远公司当靠山，从而与以左宗棠为靠山的胡雪岩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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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兆棠，广东顺德人，1856年考中进士，跟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夏同善，以及左宗棠的得力助手、陕西巡抚谭钟麟均为同科，跟以奕为首的清政府执政精英关系也甚为密切。日本进兵台湾期间，黎兆棠襄助沈葆桢解决台湾危机，并迅速成为李鸿章的幕僚。更为微妙的是，胡雪岩资助举人杨乃武告状期间，跟夏同善结成了翻案联盟。一旦宏远公司跟胡雪岩发生冲突，黎兆棠便可以同科身份，通过夏同善跟胡雪岩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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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跟黎兆棠是文友，两人经常相互交换文章欣赏。1876年，唐廷枢筹办开平煤矿时，黎兆棠出任开平煤矿会办，成为李鸿章在开平煤矿的官方代表。很快，黎兆棠就成为宏远公司的主导者，并提议招募百万两商股，以承办军火为大宗。广东商帮一番讨论后，认为招募三十万两商股的场面就已不小，还便于随时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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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远公司一开始定位的角色就是政府的海外代理人，军火、机器、船只采购都是大宗，交易资金动辄就是几十上百万两。广东商帮在筹划宏远公司的过程中发现，大额的交易只能通过汇票完成，通汇需要抵押货单，还需要保人，交易就是跟时间赛跑，银行往往会乘机增加利息，抵押比率也很低，鉴于上述种种限制、层层剥削，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开办自己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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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景星先生访问福州，目的在筹设一家中国银行，此事已得到丁日昌的支持。”香港的《通闻西报》跟踪追访了唐廷枢的福州之行。取得福建巡抚丁日昌的支持后，唐廷枢的银行股票顿时成为商人们追逐的焦点，在律师出具了银行章程之后，三十万两商股迅速到位。[41]二十天后，唐廷枢一行招募到的商股高达两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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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商帮计划将宏远公司总部改设在上海，并在伦敦、香港、福州、纽约设立分公司，以伦敦为营业中心，公司的现金资本一半留在中国，一半留在伦敦，以壮声名。广东商帮希望黎兆棠能搞国家代理专营权，那样一来，银行就能按照宏远公司的业务分布，在伦敦、福州设立分行。正在推行明治维新的日本成为广东商帮瞄准的一块新兴市场，银行将在日本设立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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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兆棠将唐廷枢等人的谋划向李鸿章进行了汇报，李鸿章早已掌握胡雪岩在上海开设银行的计划，对广东商帮的银行计划自然是大力支持。听完黎兆棠的汇报，李鸿章当即拍板，提出让各个海关凑足十万两作为国有资本入股。可是，两广总督刘坤一不乐意，他在给黎兆棠的一封信中表示拒绝划拨海关官款：“不必另设宏远公司，另起炉灶，即可归并招商局逐渐扩充。”[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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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刘坤一的一句话，各个海关的官员们都开始敷衍，国有资本入股一拖再拖，商人们也对宏远公司跟银行逐渐失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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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湖北开矿进展不顺，李鸿章调任唐廷枢北上开平。英国矿师马利师（Morria）经过勘探，发现了七十八平方英里的矿区。马利师向英国官方汇报，开平煤矿储量超过六千万吨。[43]唐廷枢很快为开平煤矿招募到七十万两商股，轮船招商局成为开平煤矿的固定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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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挥一挥手就是百万商股进账，这大大地刺激了盛宣怀的神经。所以盛宣怀四处控告唐廷枢，攻击的重点是：唐廷枢出任挂靠在怡和洋行旗下的华海轮船公司董事一职。1878年，唐廷枢辞去华海轮船董事职务，专注于煤矿、铁路工业。出于爱才的考虑，李鸿章最终选择了唐廷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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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远公司跟银行的计划胎死腹中，消除了唐廷枢跟胡雪岩的冲突隐患。可是盛宣怀北上河间道，这令唐廷枢陷入了无尽的焦虑之中，哥哥唐廷植当年的教训再次浮现到眼前。现在，南洋跟北洋都希望自己开矿修路，无论是直隶总督、两江总督，还是闽浙总督，大人物们看重的只是广东商帮庞大的资本。但是，在改革的体制没有改变之前，资本永远都只能在官方的阴影下小心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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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感觉，作为李鸿章的嫡系，盛宣怀东山再起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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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犹如恶魔一般，时刻缠绕在唐廷枢心间。唐廷枢决定给自己谋一条后路，减少跟盛宣怀正面冲突的几率。唐廷枢想到了上海知县叶廷眷，自己正宗的香山老乡，广肇公所创始人，《汇报》的发起人之一，广东商帮在上海滩的官方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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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靠谱的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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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秀才叶廷眷早年追随李鸿章到上海，奉命制定《中外会捕章程》，推动中外治安管理法制化。叶廷眷“有胆识，能任事”，深得李鸿章的赏识，调其出任南汇县令，后出任上海知县。[44]唐廷枢不断权衡，轮船招商局创设之初，李鸿章也曾考察过叶廷眷，可以窥见叶廷眷在李鸿章心中的分量。在选择官方代表时，除了盛宣怀，叶廷眷应该是李鸿章重要的备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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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一直觊觎轮船招商局的独裁之权，一旦让他在招商局东山再起，广东商帮只能向这位官方代表低头。而叶廷眷在审理京剧名伶杨小楼案时，一直在维护乡族利益，甚至主导《汇报》的成立，为广东商帮在上海滩争夺话语权。唐廷枢相信，叶廷眷如果掌握招商局独裁之权，一定会维护广东商帮在招商局中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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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昂的去世给了唐廷枢一个机会，这个时候向李鸿章推荐叶廷眷作为官方代表出任会办，李鸿章一定会同意。唐廷枢在1878年春夏之交向李鸿章“禀请”叶廷眷出任会办，直到1878年8月，李鸿章才正式委任叶廷眷为轮船招商局会办。[45]不难看出，轮船招商局的高层改组将影响整个改革路线的未来，李鸿章接到唐廷枢的推荐信后，进行了三个月的权衡才做出决定，足见他对派出官方代表的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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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廷眷一到轮船招商局，广东商帮便开始了更为久远的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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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曾国藩总督两江之时，以容闳为首的广东商帮一度提议，由政府出面保护民营资本，并希望在现行体制之内确保民营资本的利益，以便吸引更多的民营资本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只可惜曾国藩去世，广东商帮的提议落空。叶廷眷入主招商局，再次给了广东商帮一个良机，现在可以通过叶廷眷完善公司制度，确保商人利益。于是，郑观应以局外人身份给叶廷眷写了一封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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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推动的改革从国有企业推广到民营企业，参与改革的企业却总是亏损，难以做大。郑观应在给叶廷眷的信中认为，其根源在于没有保护股东利益的法律，只有剥削商人的条款，政府更没有从国家战略高度制定保护商人的政策。欧美各国都制定了商业律法，公司管理层都由股东选举，不少公司尽管有国家财政支持，但政府从来没有强行向公司派驻高管。中国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稍得利益者，即委员督办”，而且每年都要向国家缴纳巨额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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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是商人中的笔杆子，也很懂得说话的技巧，深知要为商人谋求制度跟法律上的保证，就一定要站在改革派的政治立场上来说话。在信中，郑观应认为在招商局初期，李鸿章向招商局委员督办，主要是担心政府将来“误听谣言”，将漕运订单交给第三方，更担心政府将来委派“不识商务”“任性妄为”或“假公济私”之徒，这势必会给招商局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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