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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一次难产的货币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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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濒临破产的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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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2月22日，紫禁城天寒地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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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来的寒流冲破了朱红宫墙，大红灯笼在寒风中摇摆。皇家护卫队浩浩荡荡地走向午门，轿夫抬着两顶蓝呢大轿紧跟着护卫队，轿子旁边有一个小太监跟着一路小跑，轿子后面还有持枪的洋人警卫队。过午门时，小太监将腰牌递给值守的宫廷侍卫，宫廷侍卫很认真地对轿子中的两位洋人进行了安全检查，确保这两位洋人身上没有携带管制枪械。小太监告诉侍卫，两位洋人是皇帝的客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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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洋人最后被带进了乾清宫。正在乾清宫等候客人的光绪皇帝面色苍白，精神状态跟新年的喜庆气氛一点儿都不匹配。第一位上前向光绪皇帝脱帽行礼的洋人名叫康格（E.H.Conger），是美国驻华公使，曾多次携夫人参加过宫廷晚宴，慈禧太后还曾赠送其夫人手镯。[14]康格像老朋友一样给光绪皇帝介绍了身边的洋人：精琪（Jeremiah Whipple Jenks）。此人是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委员、总统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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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记不住康格身边这个洋人的名字，于是翻译官耐心地向光绪皇帝解释，康格介绍的陌生人中文名叫精琪，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和纽约大学的教授，在美国经济学界享有盛名，连美国总统遇到经济问题都要经常向精琪请教。光绪皇帝终于明白了，眼前这位书卷气十足的美国人，是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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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现在，帝国经济出了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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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针对中国白银大量流向海外的问题，林则徐曾经向道光皇帝提交过一份货币改革的报告。林则徐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白银外流的贸易与汇率关系，希望大清帝国能铸造国际通行的银币。道光皇帝在经济方面学识很差，整整琢磨了八年，才明白林则徐的货币改革方案的好处。后来，林则徐成为道光皇帝禁烟的不二人选，也许皇帝认为，只有控制住鸦片交易，才能遏制沿海的国际炒汇交易。[15]遗憾的是，林则徐的南下禁烟触动了鸦片贸易大佬——英国商人的利益。最终，一场国际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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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签署后，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均涉及巨额的战争赔款。签署《马关条约》时，两点五亿两赔款已经搞垮了中央财政。从1901年1月开始，国际银价开始暴跌，到1902年12月已经暴跌了23%。《辛丑条约》签署后，欧美列强希望拿到手的是能够保值的黄金，英国首席商务谈判代表马凯（J.L.Mackay）就向中方提出，战争赔款必须以金价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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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价格下跌两成，国际金价走强，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每年要多支付给列强1100多万两白银。[16]清政府1901年的财务报告显示，政府的财政年收入为8820万两白银，支出为10112万两，财政赤字达1300万两。政府每年还要支付战争赔款1900万两，如果再加上金银汇率波动造成多支出的1100多万两，清政府的财政就要破产了。光绪皇帝相当清楚现在国家财政存在的问题，这远比财务报表上所展现的糟糕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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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一直推行货币双轨制，民间交易以制钱结算，财政以白银结算。在国际交易过程中，中国一直采取银本位制。1872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欧美国家加大了工业发展力度，对矿产资源的开发迅速扩张。德国、美国均发现了超级银矿，全球的白银总产量在不断提升，银价长期处于下降趋势，于是西方国家转而采取金本位制度。[17]实施金本位制的国家与中国进行金融和贸易时，要求中国根据国际银价来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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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登基的前一年，日本出兵台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领淮军精锐巡视台湾生番。为了巩固台湾军事防卫，沈葆桢从汇丰银行借款200万两白银，汇丰银行当时提出了一个还款条件：借银还金。国际银价以英镑兑换比率，从1872年的79.75便士下跌到1902年的31.2便士，30年间跌落了60.9%，每年跌幅超过3.4%。台湾防卫贷款如果按照白银结算，汇丰银行将亏损6.8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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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辛丑条约》谈判之初，列强们就提出要以黄金结算。黄金结算让李鸿章如芒在背，为了避免赔款带来的汇率损失，李鸿章就“还金还银”反复跟列强进行谈判。一开始联军统帅瓦德西态度强硬，拒绝了李鸿章提出的还银条件。李鸿章威胁，如果不接受还银条件，列强可能一两银子都拿不到。于是，列强在《辛丑条约》上签了字，但随后白银的暴跌导致列强们迅速变脸，又要求用黄金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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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签约时气得口吐鲜血，割地、驻军让清政府沦落成像朝鲜、越南那样的藩属国。列强对结算币种反悔后，4.5亿两战争赔款的汇率损失成为压垮政府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两成五的财政收入白白地损失了。光绪皇帝相当清楚，支付《辛丑条约》的赔款需要帝国进行大量的国际贷款，清政府还将遭遇上千万两的汇率损失，再加上铁厂、电报、铁路诸多工商业贷款，中国的汇率损失将超过三千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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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现在最苦恼的不是汇率损失，而是本国混乱的货币体系。英国首席谈判代表马凯的一句话，击中了清政府执政集团的痛处，他说中国的货币体系实在太混乱了。早在咸丰皇帝期间，户部曾推动过货币改革，发行过钱钞和银票两种纸币，但一度被寄予厚望的钱钞和银票将中国拖入了通货膨胀的泥潭，传统的制钱体制濒临崩溃。1883年的金融危机又冲垮了传统的钱庄票号，实体经济也卷入了金融危机之中，整个货币体系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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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官员开始疯狂地玩造钱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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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87年，北京方面就下令沿海各省使用新式机械来铸造优质钱币，重塑制钱的价值，平衡金融与实业的发展。为了回收旧式制钱，政府允许商民在缴纳商业税与盐税时可以搭用制钱，并要求地方政府收回旧式制钱运送到京师集中处理。[18]货币铸造权下放到地方后，地方官开始大规模发行制钱，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中央预期的调控目标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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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看准了机会，认为中央既然将制钱铸造权下放地方，那么地方一样可以申请铸造银元来对抗市面上的西洋银元。1887年2月，张之洞给北京方面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批评外国银元搅乱了中国货币体系。张之洞指出，外国银元不仅在广东，在其他地方也有流通，不少外国货币已经“霉黑破碎不可辨识”，可“民间争相行用”，导致“利归外洋，漏卮无底”。张之洞认为，国家“铸币便民，乃国家自有之权利”[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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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将货币推向了商业民族主义的高度，他建议中国通过新式机械自铸银元来驱逐外国银元。在维护中国主权货币地位的同时，自铸银元还可以填补铸造制钱所产生的损失。张之洞向北京方面推销自己铸造的样品，“刻镂精工，成色有准，较之东洋银钱有过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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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对广东铸造的银元样品相当有信心，“商民既肯用洋铸之银钱，岂有转不愿用中国自铸银元之理”？当时，市面上的外国银元已经遍布全国，一旦中央下令禁绝外国银元，很容易引起国际外交纠纷。张之洞建议“不禁外国之洋钱，又不强其必用官铸之银钱，于市面、民情两无纷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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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的报告令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振奋。没错，商民宁愿用发霉的外国银元，也不用中国的制钱，可见银元已经取代了制钱在民间的流通地位。北京方面很快批准了张之洞在广东试点的报告。1890年，两广政府第一次发行了地方铸造的银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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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将铸造银元的设备引至湖北。1893年，因为广东试点的成功，张之洞很快取得了湖北自铸银元的行政许可。很快，直隶、闽浙、两江、陕甘等地督抚们也发现，银元铸造能产生巨大利益，于是他们也纷纷向北京提出了地方铸造的申请。到了1899年，奉天、吉林、直隶、江苏、福建、安徽、新疆、湖南、浙江等地的地方政府纷纷发行了自铸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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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中央的统一规制，这些地方银元迅速成为各地督抚们的敛财工具。1898年，直隶发行的面额一元的大银元重0.7289两，两年后吉林铸造的一元大银元只有0.6988两重。督抚们会在银元的重量方面作文章，同样会在纯度方面做手脚。张之洞在湖北试点时，大银元的纯度为0.904，可是奉天发行的大银元纯度下降到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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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督抚们很快又发现了铸造利益率的玄机，大银元的铸造利益率差不多2%，而纯度为0.82的二角小银元铸造利益率高达10%以上，于是各地督抚们不顾当地市场的货币需求，大量发行小银元。各地发行的银元在省内流通相对稳定，一旦流出省外就迅速贬值，这导致商民们对地方政府铸造的银元信任度极低，宁愿用霉烂的外国银元也不用地方政府铸造的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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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们觉察到地方督抚们的铸造银元大赛，并发现在所有的地方银元中，只有广东跟湖北铸造的银元质量上乘。北京方面于1899年6月下令，除湖北、广东以外，其他所有地方造币厂停止自铸银元。[21]北京方面此举意图相当明确，要通过湖北和广东两个造币厂来统一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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