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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爱新觉罗家族发起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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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部商业法律：《公司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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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坐到了袁世凯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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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袁世凯完全继承了李鸿章的政治遗产，北洋集团进入了袁世凯时代，改革成为袁世凯摆脱直隶总督盲肠宿命的唯一选择。美国总统特使精琪重返中国的计划流产后，慈禧太后推行的改革到底是成是败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身为汉族武装集团新兴政治领袖的袁世凯，自然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托马斯试图从他身上找到中国改革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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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很直接地问袁世凯：“清国目前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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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马斯眼中，袁世凯是个很有趣、素质很全面的官僚精英。袁世凯毫不避讳地谈论起改革话题，他对托马斯侃侃而谈：“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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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琪出任大清帝国财政顾问是一个敏感问题。托马斯接过袁世凯的话很隐晦地问，在三项改革中，大清帝国有没有可能像日本改革那样，引进国际顾问以求援助？以张之洞、岑春煊为首的南方督抚反对精琪之声言犹在耳，袁世凯岂能正面回答托马斯的敏感问题。袁世凯在回答中只是强调大清国还有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感谢任何善意的建议和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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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袁世凯为首的地方督抚们相当清楚改革的目标，可是货币改革触动了地方政府的利益，所以他们坚决反对。慈禧太后试图通过完善法律来规范行政管理，将改革纳入一个整体的法制框架范围内。她下令商部召集律法精英，制定商业法律。1904年，在大律师伍廷芳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律》正式颁布实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针对工商业制定的国家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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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是经济改革的基石。《公司律》颁布之前，工商企业都是无限责任制，企业一旦出现危机，企业主轻则被抄没家产，重则被流放边关。如果遇到外贸纠纷，事关外交政治，国家会出面赔偿。《公司律》出台后，公司既可注册无限公司，也可以注册有限公司，股东对有限公司的债务清偿仅以出资额或认股额为限，一改过去公司亏了就抄家的恐怖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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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律》规定，公司必须进行正规化运作，改组成立董事会，公司一切大小事务都需要经过董事会表决通过才能实施。《公司律》特别强调股权权益的保障问题，股东有权查阅公司账目，尤其规定公司创办人不得隐匿非分利益，“以欺众股东”，如果查出，必须“追缴所得原数”，另外还得受罚。[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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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可谓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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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鸿章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在推动经济改革之初，商人们对政府毫无信任度可言，为了“维持保护”商人利益，李鸿章提出了“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商人经营企业，政府派官员监督，在遭遇国际竞争时，政府可以出面保护中国商人的利益。经过轮船招商局、津沪电报局等公司的试验，中央政府认可了“官督商办”这一改革路线。这一改革路线也逐渐演变成地方督抚们插手辖区企业的合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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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北京方面试图通过商部来收归经济改革之权，可由商部垂直领导的地方商务局的实权却又很快落入督抚之手。在“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下，商务局那些候补的官员们成为了各地公司命运的决定者。《公司律》的实施，终结了“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官派督办、总办、会办们的大权将交给商人，各地商务局的权力被关进了法制的笼子里，同时地方督抚们的权力将得到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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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之所以要通过法律来约束督抚的权力，目的就是为财政制度跟货币制度的改革铺路。《公司律》颁布后，1904年3月14日，奕劻立即向慈禧太后提交了一份试办中央银行、推行货币改革的报告：“现当整齐币制之际，亟赖设有银行，为推行枢纽。臣等再四筹商，现拟先由户部设法筹集股本，采取各国银行章程，斟酌损益，迅即试办银行，以为财币流转总汇之所。”[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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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第一家中央银行：户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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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劻的报告意图很明显，要想推动精琪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一定要有中央银行进行配合。很快，户部尚书鹿传霖接到慈禧太后的谕令：筹建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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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传霖，直隶保定人，同治元年进士，1900年出任江苏巡抚。慈禧太后宣布向列国开战后，鹿传霖加入盛宣怀主导的东南互保联盟。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鹿传霖招募三营兵马北上救驾，从山西开始，一路护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到西安。慈禧太后感念鹿传霖的救驾之功，擢升其为两广总督，旋升军机大臣。1901年回京后，鹿传霖出任户部尚书兼督办政务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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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户部、财政处等多个中央部委的讨论，户部决定将中央银行命名为户部银行，并很快就拟订了设置和管理银行的章程三十二条，将户部银行的职能定位为国家金融管理，为大清帝国的货币发行进行宏观调控，并且将统一发行银两、银元兑换券证。[38]按照鹿传霖制订的计划，户部银行总股本四百万两，户部划拨二百万两国有资本，招募二百万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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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很快就派出官员到山西推销户部银行股票，鼓动山西的票号购买户部银行股票。山西票号的老板们对户部银行的股票没有一点儿兴趣。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逃时，从山西票号拆借了大笔银子，至今未还，政府的信用在山西已经完全丧失。在北京官员到山西之前，袁世凯就已经到山西来推销过天津官银号。当时，山西的票号老板也拒绝购买天津官银号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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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官员在山西招股失败，鹿传霖决定以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户部尚书的三重身份，召集四十八家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经理进行路演，各家分号的老板掌柜都参加了户部尚书的路演推销会议。[39]会议一开始气氛很冷清，鹿传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给掌柜们描绘了户部银行发展的美好蓝图。鹿传霖的演讲感动了北京分号的掌柜们，这些经理人满口答应，均表示会购买户部银行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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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票号垄断着帝国北部的金融系统，在帝国南部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北京方面对山西招股相当重视。1904年3月19日和20日，《南洋官报》连续两天刊发《劝设山西银行说帖》，此文提到，“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中国富商久不能见信于天下，只有山西人声名尚好”，“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倘能借重办一大银行以保利权”，“则晋民幸甚，天下幸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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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传霖看重山西钱庄票号的信誉，“以山西两字为银行招牌以昭信实”。他希望通过山西票号的资本，招徕更多的民间资本。没过几天，户部就陆陆续续接到山西票号大老板的回复。让鹿传霖部长生气的是，这些票号的老板们还是一个子不愿掏，理由很简单，户部银行是朝廷控股管理国家金融的机构，票号持有的股份也只能是陪太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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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光绪皇帝批准的《试办户部银行则例》的规定：户部银行的组织构架仿英格兰银行的三权分立制，设总办、副总办各一人，由户部选派；设理事四人、监事三人，由股东公举，监事监查本行一切事务。[41]山西票号的老板很担心，户部选派官员是为了把持银行，股东选举的理事、监事只是个摆设。《试办户部银行则例》还特别强调，户部银行归国家保护。山西的老板们担心，国家借口保护，实则将商人的利益生吞活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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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的老板们在拒绝认购户部银行股票的同时，还给北京分号的掌柜、经理们下令，严禁任何人到户部银行工作。鹿传霖将户部银行招股的工作简报上呈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深为震惊，由堂堂督办政务大臣、军机大臣、户部尚书鹿传霖向那些土财主推销股票，他们居然都敢阳奉阴违不买朝廷的账。殊不知，皇上、太后西逃，清政府执政集团的权威已经丧失殆尽，信誉早已破产，商民对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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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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