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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押宝镇国公，盛宣怀时来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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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走对门路当上了朝廷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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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终于结交上权贵镇国公载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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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泽是康熙皇帝第十五子愉恪郡王允禑之五世孙，因嘉庆皇帝第五子惠亲王绵愉之第四子奕询无子，奉旨过继为嗣，袭辅国公，晋镇国公，加贝子衔。载泽虽然出身皇族，但到了他这一代已经被爱新觉罗家族边缘化了。身为清政府执政集团少壮派的代表，载泽决定通过政治婚姻挤进权力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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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赫那拉·桂祥有两个很有名的女儿，一个叫叶赫那拉·静芬，在慈禧太后的命令下，已经嫁给了光绪皇帝，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桂祥的另一个女儿叶赫那拉·静荣，则成为了载泽的福晋。桂祥是慈禧太后的二弟，载泽自然就成了慈禧太后的侄女婿，与光绪皇帝成了连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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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通过坐探陶湘向载泽送现金，载泽也对盛宣怀相当赏识，称他“谙于财政，为是时第一流人物”。盛宣怀向载泽表达了自己希望进入朝廷高层的愿望，并提出了重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庞大计划，承诺为载泽留存重组后的汉冶萍公司股票，“其暗号曰‘如春’，谓帝泽如春也”。[79]载泽收下了盛宣怀的现金、股票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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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门子走对了。1908年年初，盛宣怀就接到朝廷的任命：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整合旗下的实业资源，摆脱资金链紧张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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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夺走轮船、电报产业后，留给盛宣怀的只有大冶山铁矿、汉阳铁厂、萍乡煤矿以及并不赚钱的纺织业。轮船、电报曾经是汉阳铁厂最大的投资方，也是汉阳铁厂最大的资金拆借方。北洋集团接管轮船、电报后，汉阳铁厂这种对资金量需求极大的重工业企业立即陷入资金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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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厂招集之商股，即轮电两公司之股商，惟恃两公司之稍有盈余，以辅铁厂之不足。”盛宣怀一直希望袁世凯看在发展民族工业的分儿上，能够对轮船、电报两大产业放手，因为汉阳铁厂跟轮船、电报“利害相依，视为命脉，大约该铁厂立脚未定之前，无论何人接办，其势皆能合不能分”。[80]袁世凯没有理会盛宣怀，夺走轮船、电报，断绝了铁厂养命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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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一直在图谋重夺轮船、电报的控制权。他加入岑春煊、瞿鸿禨联盟，没想到联盟迅速崩溃；他结交清政府权贵，却又总是不对路。在“轮、电两局接济之路已绝”的情况下，盛宣怀一旦放弃汉阳铁厂，就意味着可能失去重夺轮船、电报的政治筹码。为了保证汉阳铁厂的正常运转，给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一个改革干才的印象，盛宣怀唯一的出路是“非另借巨款不办”。[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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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汉阳铁厂的燃料问题，盛宣怀招集百万商股，让萍乡煤矿项目上马。大冶铁矿、汉阳铁厂、萍乡煤矿三驾马车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从国内钱庄票号拆借的资金已经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盛宣怀只能从国际金融机构进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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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直是汉阳铁厂最大的贷款客户，在日本内阁与日本驻华使领馆的谋划下，1903年至1907年，日本方面一共向汉阳铁厂贷款20万两白银、660万日金。涉及的金融机构有大仓组、兴业银行、三井物产会社、正金银行。1904年，盛宣怀还向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借131971.44两库平银。抵押物均为矿石、钢铁销售权、物业、车辆等。[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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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贷款是一把双刃剑。汉阳铁厂通过贷款缓解了资金压力，保障了技术改革和企业扩建。同时，日本通过苛刻特殊的条款，全面渗入到与汉阳铁厂相关的企业，成为汉阳铁厂整个产业链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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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8月10日，慈禧太后突然下令张之洞进京，并改由盛京将军赵尔巽出任湖广总督。[83]盛宣怀顿时有一种黑云压城的危机感，汉阳铁厂在1896年重组时，将湖广总督作为汉阳铁厂监护人这一条写入了公司章程。汉阳铁厂民营化重组后，张之洞对汉阳铁厂和盛宣怀扶持有加。张之洞离开后，新任湖广总督赵尔巽顺理成章地成为汉阳铁厂的监护人，盛宣怀和汉阳铁厂的命运就将掌握在赵尔巽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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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辽宁铁岭人，东三省试点立宪政改背后，此人功不可没。袁世凯称帝后，册封“嵩山四友”，赵尔巽位列其中，由此可以窥见赵尔巽同袁世凯的关系非同一般。盛宣怀手中只有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这一个产业集群，自己能否和赵尔巽形成以政治利益为基础的稳定关系？盛宣怀相当担心，自己和汉阳铁厂一干企业将要失去湖广总督这一把政治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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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右侍郎时，头上还有汉阳铁厂督办这个职务。汉阳铁厂是官督商办的民营企业，身为中央分管的部委，邮传部右侍郎对汉阳铁厂的管理权没有湖广总督大，所以盛宣怀的督办身份可能会被地方政府架空。更为致命的是，身为袁世凯的政治盟友，赵尔巽完全可能重用袁世凯的霹雳手段，将汉阳铁厂一干企业的控制权从盛宣怀手中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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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决定趁赵尔巽在湖北立足未稳之际，将汉阳铁厂和萍乡煤矿合并重组，推行现代化的商业股份制。重组可以将盛宣怀从官督商办下的官方督办，彻底改成股份制下的总理，从而将自己的控制权力完全商业化，杜绝中央以及地方各派政治势力的干预，避免政治势力以“官督”的名义将汉阳铁厂、萍乡煤矿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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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尔巽抵达湖北之前，盛宣怀给赵尔巽写了一封信，对轮船招商局、津沪电报局两大优质企业“已得厚利，为官所夺”那种国有化后糟糕的经营相当失望，希望赵尔巽能够在汉阳铁厂、萍乡煤矿项目的推进中表现出高风亮节：“将来继公督楚，必是旗族，继侄办厂，必是部员，能俟至弥亏收利之后，尚可为轮、电之续，如不待成功即归腐败，前人苦心，后人藐之，国人捣乱，外人攘之。时局难测，是用隐忧。”[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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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被盛宣怀架到商业民族主义的高度，只能转而支持盛宣怀的重组行动。1908年3月26日，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重组而来的集团公司——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成立当天就取得了大清帝国农工商部的注册批复。汉冶萍的成功重组令盛宣怀如释重负，可是沪杭甬铁路的一纸草约又将盛宣怀推向了火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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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杭甬铁路借款掀起大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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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3月6日，清政府代表与英国银公司代表在北京签订了《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款额为150万英镑，实收139.5万镑，利息5厘，每年交付一次，10年后逐年还本，30年为限。[85]3月11日，中央发布人事任命，盛宣怀暂时免去邮传部右侍郎一职，出任会办商约大臣，专程赴上海同英方办理借款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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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邮传部右侍郎的位置上连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被派去解决沪杭甬铁路的烂摊子。1898年8月，英、比、法、俄四国争夺卢汉铁路贷款筑路权失败后，向北京方面索要苏杭甬铁路（本拟从苏州经杭州到宁波，后因沪宁铁路修筑在先，此路开修时把起点改为上海）的贷款修建权。当年10月15日，怡和洋行和汇丰银行合资组建的英国银公司与督办铁路总公司大臣盛宣怀签署了贷款草约，[86]一个连贷款额、贷款条件都没有的草约，最终成了盛宣怀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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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杭甬铁路贷款草约签订后，英国卷入了南非殖民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又进入北京，英国银公司一直没有与中国方面签署正式合约。1903年，忙于跟袁世凯争夺工业资产的盛宣怀担心自己会失去对铁路资产的控制权，于当年5月24日通知英国银公司，“如六个月之内再不勘路估计……所有以前合同及往来信函一概作废”。[87]英国方面对盛宣怀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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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12月，中央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向民间开放铁路修筑权，规定各省官商可以筹集股本修筑省干线或支线。1904年1月，《公司律》颁布，规定“凡现已设立与嗣后设立之公司及局厂行号铺店等均可向商部注册，以享一体保护之权益”。《公司律》明确了民营资本的合法地位，中央还出台了鼓励民间资本创办公司的政策，推动了商办铁路的热潮。例如浙江的一批官商就于1905年8月成立浙路公司，经营全省修路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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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3日，北京方面给盛宣怀下令：“浙江全省铁路，业经商部奏准，由绅民自办，所有前与英商订立苏杭甬草合同，著责成盛宣怀赶紧磋商，务期收回自办，勿得籍词延宕。”[88]盛宣怀同英国银公司磋商，但英国方面坚决不同意废约。如果由英国银公司贷款修路，就意味着浙路公司可能失去苏杭甬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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