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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脚我一脚，各国都想在中国铁路上占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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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失败的秘密外交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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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的去世令袁世凯惶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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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亲王善耆是个典型的亲日派，他同日军参谋本部间谍川岛浪速是换帖兄弟，善耆的十四格格还认川岛浪速为干爹。川岛浪速强奸了善耆的女儿，善耆依然同他称兄道弟。川岛浪速顶着“二品客卿”的官衔居住在北京，向全国各地派遣间谍，收集大清帝国各种情报，最后向日本内阁、军部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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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2月，中国军舰在澳门附近拦截了一批军火，军火的提供方正是日本军方。日本方面试图以事发海域隶属葡萄牙为由而逃脱。中国外务部向日本方面提交抗议照会，最终中国军方购买了军火，日本方面只是口头答应停止再同革命党进行军火贸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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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决定自救，他派出密使唐绍仪出使美国和德国，争取拉拢美、德两国作为中国的国际盟友，如此一来北京方面就可以通过美、德钳制在东北、扬子江、汉江一带的日、俄、英、法四国势力。只要唐绍仪的国际结盟成功，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少壮派就会改变对袁世凯的看法，恢复对袁世凯的宠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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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1月27日，英国驻日大使窦纳乐向伦敦发出一封密电，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正在等待会见唐绍仪，并可能趁机挑拨中日关系的情况向英国进行了汇报。三天后，唐绍仪抵达华盛顿。可是提前获得情报的日本抢先一步，已经同美国签署了一个无须国会批准的友好协议。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只能欢迎美日协议，表示美日协议是“东方和平的一个新保证”，重申“依照在华各国贸易门户开放的原则来均等地促进各国的利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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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秘密外交失败了。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罢黜了袁世凯，让他回家养病。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少壮派们对载沣的行动很不理解，他们更希望载沣能将袁世凯处死。载沣在罢黜袁世凯前，曾密电北洋新军中的汉族官僚，向他们征求对袁世凯的处置意见。第四镇、第六镇的领导人以辞职相威胁，非常明确地提出“请勿诛袁”。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警告载沣，袁世凯是中国政府“唯一强有力的人”，诛杀袁世凯就是自毁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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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罢黜袁世凯的消息当天就传到了华盛顿。亲美的袁世凯离开权力中枢，美国在华利益存在着诸多变数，以至于美国驻华公使都不愿意再在华工作。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写信，讨论唐绍仪的秘密结盟和中国政局的变化。罗斯福对北京相当失望：“中国人不管在内政或外交上，如此不能执行任何既定的政策，以致除了同他们极其慎重地往来以外，很难做其他的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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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日大使窦纳乐曾经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1909年的春天准备回伦敦休假。离开东京之前，窦纳乐拜见了伊藤博文，两人对中国的未来进行了深入交流。伊藤博文对北京相当担忧，在聊天的过程中，他表示：“中国在三年内将有革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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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势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政府和宫廷都忙于阴谋，而各党派则极力争夺权势，这已经够坏了。”在伊藤博文看来，北京方面主导的宪政改革已经成了各派势力争权夺利的舞台，清政府执政集团少壮派们最大的威胁将来自于地方，“主要的危险还在于各省谘议局被赋予太大的权力”。地方督抚的权力被削弱，与中央发生争执时，他们无疑会选择支持谘议局。现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已经衰弱的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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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9月，中央成立资政院，为将来的上议院打基础。当年的10月19日，中央准许各地设立谘议局。“谘议局之设，为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之枢纽，必使下足以裒集一省之舆论，而上仍无妨于国家统一之大权。”在清政府执政集团看来，“议院乃民权所在，然其所谓民权者，不过言之权而非行之权也。议政之权虽在议院，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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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政府执政精英的眼中，谘议局就是给那些地方精英们发牢骚的地方，国家的执政权、行政权均在中央掌控之中。发牢骚的资格可不是给庶民的，清政府执政集团对谘议局成员作了严格限制；家资伍仟元，有中学文凭，公益事业及办理地方学务满三年著有成绩，曾任实缺地方官未被弹劾革职，非本省户籍年满25岁以上、寄居10年，且在寄居地有万元家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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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的游戏就是基层精英的娱乐场。有钱有爵位的人也别激动，并不是人人都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果你是品行悖谬、营私武断之人，被处以刑罚之人，做生意失去信用之人，吸食鸦片之人，有精神病之人，身家不清白的娼优隶卒等贱业之人，不识文义的人，都会排除在宪政大门之外。[7]说白了，有钱、有文化的地方精英才有资格入选谘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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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宪政用心昭然若揭，他们试图借助立宪来达到“上下同心”“皇权永固”的目标。可是，支撑皇权合法性的基础是以君臣纲常为核心的儒家意识形态，宪政制度则是以契约和法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其统治原则是权力制衡。基层精英进入谘议局，不再是简单的政府管理者的角色，他们拥有了对国家决策投票表决的权利，谘议局对权力体制的制约作用立即通过选票显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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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宪政改革简直就是迫不及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留给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宪政遗产就是两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和《重大信条十九条》。[8]《钦定宪法大纲》以维护皇权的至高性为基础，提出了九年实行的期限。宪政却要求皇帝的权力必须“以宪法规定为限”，重大的决策，甚至连皇室的经费和典礼也包括在内，都必须由国会作出，皇帝只是象征性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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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机构的建立为各省精英提供了对中央政府表示久已有之的怀疑的渠道，结果，旨在为中央政府提供支持和建立更强大共识的机构，反而导致地方对朝廷的集权动机表示疑虑。”基层精英们通过新学堂的洗脑，对国家管理的理念不再拘泥于传统儒家道德，“不断扩大的参与规模和对于敌视性国际环境更强烈的意识，促使危机加剧起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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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的要“独权”，后进的要“门户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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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才能驾驭危机？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少壮派将袁世凯赶出了朝廷，这种做法立即让北京的权力中枢尴尬起来，因为朝廷没有一个可以驾驭危机的强势人物。日本内阁很快就发现，“北京现在没有一个人拥有足够的权势和力量，足以使日本政府同他谈判”，美国的总统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一上任就在打中国的主意，日本首相桂太郎和明治勋臣伊藤博文希望英国驻日大使窦纳乐向伦敦传递一个信息，日本“同英国的联盟将保持远东的和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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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华利益一直被英、日、法、俄四国围剿，袁世凯派遣唐绍仪秘密赴欧美结盟，最早的提议就是来自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但日本强大的情报组织令威廉二世的计划落空。当日本与美国签署和平协议后，德国的银行家立即同张之洞坐到一起，商洽湖广铁路的借款问题。1909年3月7日，张之洞同德国银行家签署了草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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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听闻德国人签署了草约，立即外交照会外务部尚书梁敦彦，说张之洞曾于1905年对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法雷斯（Fraser）许下诺言，修造粤汉铁路及湖南、湖北境内另造其他铁路需借外资时，英国有提供贷款的优先权。如果这项诺言现在遭毁弃，法雷斯可能会因此失去职位。梁敦彦只好以无法改变为辞，向朱尔典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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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驻华公使雷克司在给柏林的电报中说，粤汉铁路贷款草约的签署令朱尔典坐卧不安，“英国公使有些日子相信为这件事将会使他丢官”，草约的签署对中德邦交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越经济利益，“中国要求德国资本协助，以对抗英国人在扬子江流域压倒优势的地位得视为一个伟大的政治信任行为，它比许多文字还更好地证明德中邦交的优越地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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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资本与工业在号称为“英国利益范围”内打开了一个新的富饶的地区，打破了英国人在扬子江流域铁路建筑的独占权。强势的朱尔典自然不甘心因铁路贷款丢官。德国方面同张之洞签署了一个机密的谅解，如果英国人反对得太厉害，德国人可以对英国人妥协，将粤汉铁路的贷款权转让给英国人，条件是德国人可以取得经营管理川汉铁路的新权利作为补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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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6月6日，在经过艰难的谈判后，张之洞终于同德、英、法三国银团签署了粤汉铁路贷款协议。塔夫脱听闻三国同中方共享扬子江流域利益，立即向北京、伦敦、柏林、巴黎提出抗议。同时，华盛顿方面希望在门户平等的原则下进入满洲，这直接威胁到日本、俄国的利益。塔夫脱直接给摄政王载沣写信，表示“某些有成见的反对者”正在阻挠美国资本“平等参加”粤汉铁路，自己深感“不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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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深感为我们当前的谈判争取胜利成果的重要，故此采取与殿下直接通信的异乎寻常的方式，以美国资本作为增进中国福利的工具，利用它来开发中国，增进它的物质繁荣，使它不致卷入纠纷，或不致在独立政治力量的成长方面受到影响。”塔夫脱言下之意是，不干涉中国的宪政改革，自己对使中国“保持自己的领土完整”，“具有强烈的个人兴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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