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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一章 没有自觉到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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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公元1998～2008年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人们是否知道，自己正站在后人评述中的中国黄金发展年代；阅读公元1998～2008年的这一段历史，人们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不敢相信的、然而却层层升起的一浪又一浪的经济上升的腾腾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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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公元1998～2008年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人们是否知道，自己正站在后人评述中的中国黄金发展年代；阅读公元1998～2008年的这一段历史，人们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不敢相信的、然而却层层升起的一浪又一浪的经济上升的腾腾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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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历史时期，往往会产生几个世纪都不能换来的短暂快感。在举出大唐帝国的高潮年代后，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总有几个小小的中兴，但战略的最低点却是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从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大视野中看，100年的下沉在政治上可以表述为手工生产农业已达极致的一个封建国家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击败，国家信心的沉沦渐次渗入文化并在国民的潜意识中最终生成深深的历史自卑而百年难以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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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笔下研究的资本主义成熟较晚的德国，因为一个功能性社会的缺乏而最终以世界战争的形式为自己补课；中国则用另一种形式在20世纪后半叶为自己补课并最终走入生产力的困境。幸运的是，这个国家最终选择改良的方式纠正功能性社会的偏差。1978年以来的经济发展总体可以在国家的经济哲学视野中看到清晰的路径，纠正以工业架构为基础元素的主观社会理想愿景，回到实实在在的东方大地上来：把基于钢铁与机器的一代欧洲社会主义理论的纠缠不清的纷扰，运用中国的智慧与实践解除；把工业和用理想主义重构的政治官僚体系消肿；对愿景先行的城市化在政治与社会上的后遗症——城乡二元分裂这一30多年最大的社会领域问题试图找到解决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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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经济哲学梳理改革前30年的理论变革，是为了看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在中国前30年的发展中其政治与社会价值。“经济中心理论”恰恰是极大纠正功能性社会缺失问题的核心动力：农民走出了困境，“三农”问题获取了基本的政治权重；国有企业走下历史神坛，企业所有制改革实际上本身是一次生产关系的隐秘变革；私人（民营）企业在语言、理论、认识上，从大地深处长出并成为东南沿海世界工厂的主力军，解放劳动力获取的是人口红利，这是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改革派就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第一次真正认识世界和全球化并成为党的文件的标准用语在政治上是了不起的坚持，即使在西方的政治话语中，左右党派对于全球化的认识分歧也是难以弥合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有田园牧歌式的黄金年代，但那种历史回忆遮盖真相的理想主义情怀往往不能帮助人们看清对于1998年以来中国黄金发展期的问题，比如，出口型经济后遗症、贫富差距、房地产泡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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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济哲学总结，引出了自199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黄金十年的论断。这样的种子自1978年已经播下并在1993年的生产力解放运动、1994年的一揽子大型改革方案中发了芽。它们的收获期在1998年后陆续到来……它们纷纷成长为下面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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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人口红利的溢出，并补给到东南沿海的全球出口浪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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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企解除社会责任（目前看仍然不彻底）而成为经济主体后，对于社会功能均衡的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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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产权改革的突破（在2004年的大讨论中部分受阻），帮助在国家经济中建立了竞争者游戏规则，民营企业与国企的并存在优化政治认识的同时，强健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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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央的财政实力强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平衡改进为1998年后的黄金十年准备了政治条件（2005年人民币升值后地方政府的土地拍卖又强化了这种平衡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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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吃尽人口红利优势的东南沿海出口基地，是中国开始讲WTO世界语的第一推动力，后者对于政治与社会游戏规则的“国际化”带来的空前的、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仍然只看清了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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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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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前的经济改革难度可想而知，经济学研究者一定还记得朱镕基“砸三铁”的国企改革思想和那一段历史在中国的改革风声中面临的深深压力，但随后杠杆点很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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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一个杠杆时点即出现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四小龙”在这次危机中终结了东亚神话，但是中国却因为庞大的经济体量不但缓冲了危机，而且实现了第一次快速追赶，在东亚的经济竞争中完全翻身。第二个杠杆点是“9·11”，美国和整个欧洲在解决与阿拉伯世界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博弈中，中国至少获得了宝贵的5年时间直至2005年“左右争论”。“9·11”的复杂性可以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来解释那一段历史时期的欧美世界的心态，但对埋头于改革的实用主义执政者来说，以“韬光养晦”的外交思路并借助全球化的价值观，使东南沿海在2002年时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全球工厂了。第三个杠杆点即为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虽然不是“四小龙”式的小型经济体，但一个基本上以贸易立国（出口一度占GDP的比重在60%～70%间）为经济基本结构的国家肯定会受到欧美衰退的影响，但中国的金融系统自始至终并没有出现美国式的危机。我们在公元2012年讨论与评价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时，能够看得更清楚，如果早一点进行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获取的追赶动力比现在还要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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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镕基任期的最后几年，也是“经济中心论”的最后一段时期，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或美式经济理论对于中国的改革还有相当的支撑，改革的理论空气在国民心理中的合法性还继续维持。拆分中国电信、打破国企垄断、民营企业的功能性地位强化、中央财力强化、第一次刺激内需、清理银行坏账，这些战略举措正是黄金十年开始时的强大基础和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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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2004年的改革争论为界的话，中国的黄金十年看起来像一个倒V字，前半段是经济领域变革的高潮，后半段是社会领域变革的起始。两个大时代的分水岭正是落在这个时间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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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过四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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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第一个黄金十年意外获得的首个“礼物”是“亚洲四小龙”的衰落。这样的收获不光来自东南沿海世界工厂的急速崛起，还包括国民信心的阳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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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经济庞大体量的自循环这一特征外，“亚洲四小龙”所有的腾飞模式都可以在中国身上找到相同的元素：威权政府的组织能力、沿海良港的吞吐能力、儒家文化的积累式金融思想与勤奋的人民、国家工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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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可以解释包括中国但不包括印度在内的东亚国家（地区）经济腾飞的经济学表述方式。亚洲金融危机前，中国其实一直在走与“四小龙”一样的道路并奉“四小龙”为经济榜样，1993年后尤其明显，其中东南沿海的一些省份活学活用，广东、福建、浙江等都是更多的“小龙”。只是在一个更大的国家经济战略上，中国还没有处理完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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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伊始曾经撰写过一篇文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中，有一句话这样说道：“理论问题一旦获得重大突破，便会带来生产力的飞跃。”这句话仿佛是为1993年南巡谈话后的东南沿海开放型经济和民营企业生产关系的解放所做的准备，而这一切却是“亚洲四小龙”在一开始并没有背负的意识形态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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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刚刚开放时认识的不是西方，而是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它们代售的西方。“四小龙”的经济奇迹，消除了中国与西方意识形态直接对话时“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因此，80～90年代，在中国的报纸与智库研究中，“亚洲四小龙”的报道与研究是一个理论热点，主体集中在两个方面：国家组织的出口创汇模式和儒家文化影响。2012年，当中国为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发愁时可能难以想象，80年代，“出口创汇”与运动员在领奖时的“为国争光”具有相同的神圣性，它已深深地渗入到国家经济基层部门的政治中并表现了那个时候中国对于出口的狂热崇拜。“出口创汇”在新闻中出现频率如此之高，还与出口所代表的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往有某种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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