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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个历史名词“远东”——心中的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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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上升的国家得具有跨国影响力的金融话语权，金融中心的确立是全球通例：纽约代表美国，伦敦代表英国和欧洲大陆，香港一直代表大中华与东南亚，东京一度代表东亚，孟买尚且可以代表南亚，迪拜正在代表西亚与阿拉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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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成为亚洲最强大的经济体时，香港、上海、东京是一种区域性金融中心新的竞争关系（新加坡与台北已经双双落败了）；而在中国国内，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则是另一种有趣的竞争关系，并一度出现平衡分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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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直到金融危机之后看到自己的实力时，对于建立一个远东金融中心已经胸有成竹，第一候选地就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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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超过珠三角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上海凭借近代的良好工业底子、金融底子、成熟的市民社会基础，一等政策点火，一举就将珠三角压了下去。直到本书写作时，广东仍没能翻身追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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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后，上海经济的凌厉攻势使其基本上确定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但在之后的陈良宇案件后，这一中心定论又开始反反复复。中间，北京、天津、深圳一天也没有放松过对于中国金融中心的概念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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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近一次对于上海的金融中心定位是2009年，距离上一次确定它为金融中心已经约有10年了。一个话题好像沉寂了一阵子，其实回首计算，已经10年过去了。“2008首届陆家嘴论坛”在黄浦江边召开的时候，中国金融中心再次成为上海这个城市的新话题，当时，金融危机还没有爆发，但上海在陈良宇案件后光辉一度不再，从哪个场合看起来都是灰头土脸的。这一年，中国几个城市的金融中心战已经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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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在上海虹桥区的一家宾馆里看电视，上海第一财经电视的片头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航拍的浦东，辅以江南丝竹的轻乐曼声，表现着中国东南一座城市狭隘的地方心胸与全球眼光这样一个矛盾的梦想。在这一年，上海好像一夜间变成了上海市，一个中国的地方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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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2008年的“陆家嘴论坛”盛装出场的时候，仅从设置的话题可以看得出，上海想用这样一个平台重新交谈全球重大话题，树立远东地区金融中心的形象。无论是全球外汇储备管理还是全球金融风险管理，这样话题只是诗的起兴部分，真正的着眼点在于上海决心重振中国的金融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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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英国、中国香港的报纸对于2008年“陆家嘴论坛”的解读，比中国内地的报纸要锐利。当时，中国的新一代财经工作领导层王歧山、周小川、尚福林等人齐集上海，强化了这个金融中心的符号。更早的时候，欧美的财经舆论是接受了上海作为远东金融中心这一基本的认知框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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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上海的金融中心梦想正在成真。这样的祝贺容易陷入把上海与北京、天津、深圳这样城市拉在一起比，谁的金融中心计划会有更多的胜算。这样的语境，从来都是一种地方政治的心胸在一个金融城市的发展中投下的阴影。上海在1992年就已经提出要建立中国的金融中心，这样的计划在90年代末获得了极大的强化。随后，天津、北京、深圳都拿出了自己的金融中心计划。更可笑的是，中国有十多个城市都有金融中心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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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中央集约式的金融管理体系中，北京是想以政策中心而走金融中心之路，天津想做一个离岸金融中心并且拿到了金融试验区的政策，深圳是想借香港而在南中国重开战局。无论怎样解释，这都是地方政治的金融版图规划，而非经济与金融力量自然汇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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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金融中心显然是欧美金融力量眼中的远东金融中心。这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必须依靠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在2001年之后的全球经济板块交替中，中国和印度分别具备这样的条件，一个有可能孕育东亚的金融中心，一个有可能孕育南亚的金融中心。孟买与上海都是潜在挑战东京与香港的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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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城市是东京，它不会成为远东金融中心的强力战略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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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2006年确立了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规划后，东京的金融中心权重不再有1970～1980年日本作为全球制造大国时的风采；中国内地的开放也使香港原来的大中华区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了有力的挑战。这一立论在美国次贷危机对纽约和伦敦的打击后，使上海和孟买甚至迪拜获得了一个更好的追赶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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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另一个条件是金融市场的占有，它必须有一个股市主板、一个债券交易中心、一个外汇交易中心以及它们的辐射式外围体系。这三个核心金融元素的确立是一个金融中心起飞的条件。上海基本具备，但中国的债券交易市场实在太小了，外汇市场在人民币没有实现自由兑换的前提下，只是战术级的演练。这样看来，上海好像要走很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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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上海确立了中国的金融中心战略规划后，计划在2010年基本建立这一金融中心的框架，2020年完全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这之后，有两个因素助力上海：一个是亚洲金融危机对于东京与香港的打击，一个是“9·11”对于美国经济的打击，另一个是次级债危机对于纽约与伦敦的打击。这样的历史机遇，使孟买也好、香港也好，对于上海充满了妒忌之心，更使北京、天津、深圳充满了小小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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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看，北京只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金融机构集中地，称不上是金融中心。不过，香港大学的金融地理学课题组专家则认为，从香港的金融地理发展逻辑看，北京最有可能是金融中心的竞争者。在王岐山离开北京市长的位置后，北京的金融中心暗暗的发力计划有所放慢，没有更新的动作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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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与深圳的离岸金融中心可以看做全球金融服务外包的新工厂。天津市获得了中央的滨海新区特别金融政策的支持，观察家们发现，它的某些力度在上海之上。比如，离岸交易金融业务、柜台业务、PE的业务等。不过，美国金融危机后，柜台市场的危险令中国对天津的试点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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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离岸金融中心最明显的支撑是香港，它可以成为香港金融业的整体后台支持系统，就像微软把后台制作外包在班加罗尔一样。深圳有一个好的传统，它的金融企业自身治理系统与金融环境比较开放，这与深圳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包袱的新城市有关。比如，深圳2009年底的一个动作是，把中信证券总部从北京挖到了深圳，这个公司就是中国未来的高盛或摩根斯坦利。深圳的金融企业确实具有独特的魅力，比如招商银行、中国平安、中信证券、深交所等，风度在上海的金融企业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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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有强大的抗衡上海的力量，但并不是最终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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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经济仍然看不到放慢的脚步（但2012年后中国经济增速会有所放缓），中国的A股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证券交易体之一，这一年上海的金融期货所的股指期货开始运行，这是中国资本市场20年来最大的事件之一，下一步会有更多样式金融期货产品。最重要的是，人民币能够在2020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实现自由兑换，那么上海将成为当之无愧的东亚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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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宏大的历史聚合条件来看，历史越来越多地把筹码放在了上海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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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纽约成为金融中心时，旧金山很早也怀有这样的梦想。可惜的是，纽约的太阳比旧金山要早出几个小时，纽约股市与其他金融交易市场开盘后便抢走了资本市场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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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与印度的争锋来看，中国占上风，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大国的话语权已经完全确立，中国需要一个国际或远东金融中心作为政治与经济地标。就上海、北京、天津、深圳这四个竞争者来说，上海可以为自己的金融中心地位敲钟庆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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