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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亦新亦旧的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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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的“中国制造”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崛起，又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迷失。中国制造的狂飙十年中，在关注战略问题的同时，更深的社会问题开始显现并成为需要政治与社会双重关怀的话题，其中，劳动力是一个关键字。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帮助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快速地更新了“工人阶级”这个旧话语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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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妹、打工仔”是第一代称呼，这种略带情感的称呼反映了80年代东南沿海的生产者特征：他们来自农村，他们是年轻人，他们充满理想，他们是不成体系流动的人，他们没有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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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民工）”是90年代进入学术领域并去掉了情感色彩的一种称呼。作为“打工妹、打工仔”的升级版，这个词语为中国注解两种社会变化：一是从农民向工人过渡的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正在形成，他们是农民工，他们在农村还有土地和亲情，他们在城市也有了新的交往群体与定居生活，他们是职业化后的“打工妹、打工仔”；还有一种意义是，与他们并行的，还有一个庞大的正式“工人”群体，后者是国有企业里有政治价码的工人。这样的并行一直到朱镕基进行国企业改革后，界限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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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是2003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的通用名词，它基本取消了情感附着成为纯名词。这标志着，生产者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群体，他们基本不分地域来源、不分城乡差别，他们是中国制造中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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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一幅肖像：如果第一代打工者到珠三角是1984年，那时他是18岁，叫做打工仔的话；邓小平南巡谈话后，他已经是28岁了，成为一个职业化的农民工；到了中国成为全球工厂后，他已经38岁了，他成了家，有了孩子；他寄居在城市，需要住房，他的孩子要读书，他们是城市的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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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东南沿海30年发展史，是三个称呼的演进史。它的背后，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中国生产者职业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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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新《劳动合同法》修改后，东南沿海出现了第一个阴影。从政治角度与经济学角度看这件事情，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结论。从经济学上看到的是生产成本的提高与工会这样的陈旧生产关系复苏，它可能会使东南沿海的轻快活力拱手让与越南。从政治角度看，在和谐社会的语境下，提高工人待遇并设置工资底线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施政策略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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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网络为代表的公共舆论与精英智库提供的解决方案纠结中，2010年富士康工厂的数十名工人自杀事件和本田工厂的罢工事件，使东南沿海再度进入意识形态的复杂压力之下。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工人运动，是工人阶级的新觉醒；也有人认为，华南的模式出现了问题需要做出调整。“工运”是外界对于富士康和丰田工厂事件的解读，并认为它可能延伸到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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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币升值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扭曲，中国制造的低工资时代基本结束了。但是，只要货币不是美国压力下做出的升值，中国的工资面对拉美地区仍然是有强大竞争力的，它只有竞争对手的1/3或1/4左右。在这样的工资竞争背景下，中国制造仍然有强大的竞争力。反而需要警惕的是，道德上往往有杀伤力的工会意义上的“工运”，对中国和中国制造才是一个坏消息。它如果大规模扩展，将使东南沿海的制造业进入真正的坏光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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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自80年代以来，在学者们看来是“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的地方。富士康这家公司并不是最坏的公司，它有一套合法的利用剩余价值的制度。富士康后来为员工平均加薪30%左右，完成任务的一线员工还有获加60%的机会。但人们注意到，它有一个27万员工的厂区和一个封闭的社会系统。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系统中，最容易出现非经济行为的后果，如工人的连环跳楼自杀。而在同步传播的微博、论坛、博客等电子社区里，死亡暗示与舆论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悲剧的更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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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的狂飙十年中，东南沿海的劳动工人已经成长为一支成熟的现代制造业大军。在一个最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中，他们将通过一定的政治途径争取加薪的权利。同时，要避免劳动与资本谈判政治化。只要去政治化，薪酬问题就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华南新社会阶层问题的解决之道。只有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解决这些事情，诉诸意识形态斗争最终将会把问题复杂化，那才是真正笼罩在华南上空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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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一个有说服力的“工人”问题解决之道是2010～2020年整个东南沿海与中国工业社会发展的核心。但既有的政治治理哲学框架中，“三农”中的农民问题一直占有压倒性优势，决策层对于“三农”问题的政治关注力要超过“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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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把华南的故事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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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学上作关于“工人”的文本分析，看得到以华南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沿海的青春期仿佛要结束了。但青春期的故事要接着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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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2月，旧历新年前的一期《南方周末》的头版，是广州火车站的归家的民工潮照片。照片上是一名淳朴的打工妹回眸的特写，仿佛透露出对于美好前程的淡淡焦虑。编辑给这张照片加上的标题是《回家吧，回家吧，带着欢乐带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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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国华南头上的“世界工厂”的名号还没有叫开。珠三角仍然是全球化经济神话的一个优秀样本，这里有着原始资本主义与中国文化混合的热烈味道，在西方的政治观察家与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们看来，这一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一枝独秀，堪称全球经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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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几千万的农民工在华南的连绵几千公里的工业生产带上，以一种亚当·斯密式的古典经济规律，编织自己从农业中脱离出来的致富梦想。经济学家的共识是：珠三角是中国便宜劳动力与私营经济优美组合而成的全球化生产模式。又有人说，它是20世纪最后的资本主义，再加一句，它是最资本主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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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故事情节大转折，2007年后这种生产模式确实受到了来自合约理论方面的一个挑战。新的《劳动合同法》是华南的世界工厂里最担心的一个经济参数。无论是民营企业家还是经济学界，都以质疑的眼光看待这样一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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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已经开始执行的法律，把它与中国的全球化角色强烈地拉在一起，甚至连《物权法》的影响力都不能比拟。2008年，我每天早晨处理的上百个垃圾邮件几乎全部来自珠三角地区，基本分三类：第一类是倒卖税收发票，第二类是企业培训，第三类是新《劳动合同法》讲解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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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第三条，以如此海量的方式成为垃圾邮件，可见它对于华南的全球工厂的意义有多么重大。2008年的“两会”上，广东东莞的造纸大王张茵，作为政协委员提出新《劳动合同法》对于整体珠三角工厂的负面影响比较大，很多工厂因为第十四条关于用工合同的限制将被迫迁到越南、印尼、泰国、印度等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去。她建议国家关注这一法律的后续影响力。随即，张茵的观点在互联网上已经被唾沫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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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的民粹主义投票法，在现实中正在深深地改变学者与立法者的独立思考精神。不管怎么说，华南的世界工厂的故事只是刚刚开始讲，没有停下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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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张五常在2008年十分郁闷，这位因为合约理论而驰名全球的华人经济学家，一口气写了9篇文章，警示经济学界与立法界直面新《劳动合同法》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张五常认为，华南的很多小工厂将因此关门，或者迁移到东南亚与印度去。华南的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竞争力是生产成本低，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低。如果因为合约条件的强制性改变，华南的工厂将不会再从农村源源不断地开发劳动力，把他们变为成熟的产业工人，帮助中国完成一个世纪性的城市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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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成本上升就会导致毛利率下降，劳动力雇佣的条件强制改变，就会把意识形态的因素加入到全球化生产中，这是华南在它的黄金十年末期遇到的困扰和担心。任何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合约组织，合约是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保证。如果合约增加了市场成本，华南的经济神话就可能会成为神话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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