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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宪政经济或政治科学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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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制度需求一旦压倒性地超过了集权行政方式的承受力，往往是收获大批历史性法律与政治成果的好时机。工业革命后，欧洲与东亚的宪政改革都是在这样历史比例关系中发生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后被新马克思主义者重新阐释为政治的科学化（哈贝马斯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论述），香港学者金耀基的“行政吸纳政治”的理论也是这一意思（适合于解释集权文化与政治环境下的经济发展如香港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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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5年，中国过热的经济背后有4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央企与地方的投资关系；选举周期与商品周期的关系、商品周期与货币周期的关系。前两组关系已经使问题在中国很复杂了，如果再加上后两组不可控的环境参数，使得施政者同时面对国内与国外两种力量的制约而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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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在研究晚期资本主义时发现，政治公共领域的批判功能下降的同时，政治科学化的发展越来越成体系。对于中国在1978年后的实用主义发展研究中，政治科学化或者行政吸纳政治的做法是重要的制度保证并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合法化。管理上面的4组关系，最终需要明确而合法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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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经济是一个可以探索的理论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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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经济发展自由在中国是一个完全合法的信仰，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本身需要这样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安排。尤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由量到质变化的临界点后，向政治制度要生产力已经成为一个必需的选择。在中央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中，如果单纯地靠平衡、警告、打压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并不能有助于解决一个地区或全国性的宏观经济问题，尤其在中国继续强化对于经济领域的控制的新背景下，管理宏观经济解决之道需要宪政经济这样的创新性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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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经济不是什么新构想，在成熟的市场化国家里，国家货币政策的确定与管理、国家财税政策的确定与管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计划与管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往来、央企与地方政府的经济交易行为、中央计划部门向地方的投资数量与比例、中央优惠政策的发放等都需要完全纳入法律性框架中，而不再是凭借长官意志与地方诸侯的政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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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朱镕基政府以来，央行的货币政策主导机构功能初步得以明晰，但在2005年后的过热中，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在中国有效传导治理经济过热的力量，其原因在于独立的货币政策不是在一个法律制度安排下独立作出的。一个一直在学习美联储的央行并已经初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但在议评货币政策时，它并没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权。货币政策的功效必然是打折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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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一个真空地带早已形成，尤其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和刺激经济的时候最为明显。当然，中央计划部门对于各省的项目安排不是基于法律平等意义下的分配，而是渗透有浓厚的地域人脉特性与公对公的权力寻租，比如各省“跑部”的驻京办、各省对于跑下部委项目的提成，这已经成为一种明面上完全合法的地方行政工作。反过来，它强化了地方在经济上搞“独立”的冲动并扭曲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工作关系的对接原则。2004年后，“跑部”相当严重，甚至很多县都设驻京办直接通过本县在中央部委的人脉要项目。到了2008年底4万亿投资时，情形夸张到国家发改委周边的宾馆一房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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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诸侯对于经济发展的渴求，如前文所言，一个是官员的群体性自我政治实现冲动；一个是扩充群体性的集体权力寻租经济来源；还有一点是，地方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勾结或联盟，通过项目的上马来扩大自己的收益，从而形成一种有浓厚地方本位主义的“总体性资本”。吴敬琏先生则直接把它放在广义的权贵资本主义论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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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经济是框架性经济制度原则的确定，主要是划定防火墙和边界线。在框架中，微观问题的解决才不会扭曲。它超越了企业与地方政府或中央部委的个体，实际上是对掌控经济行为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勾结的一种制度梳理。尤其在对于重大公共经济政策与项目的决策中，由于个人承担较小的责任而引发集体的重大损失，这个时候，宪政经济即使充满了机械主义成分，也要比那种精英和英雄式的决断与灵活带给整个社会的风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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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经济是基于国家宪法意义下的经济行为透明化与合法化，实际上，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博弈中实现效率化的最有效手段。以行政手法取代政治手法，以宪法路径取代行政路径，首先应在经济领域实现宪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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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在写作美国货币史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虽然美国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但是，为了防止英雄人物的意志左右国家和保护公民财产的需要，他建议通过宪政投票的完全法律方法来管理全套的货币政策。这个60年代提出的观点对于今天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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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年代初的老朋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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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通胀”这个经过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的名词，是一只让人害怕的老虎。它曾经制造了双轨制、倒爷、厌学症、农村的沉沦。当时的中国政府官员是在治理双位数通货膨胀的战斗中打出来的。“南巡谈话”后几年，在朱镕基政府的大型改革浪潮中，通货膨胀渐渐在舆论的视野中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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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06～2007年CPI快速向上的时候，我很杞人忧天地担心国家发改委当年治理通货膨胀的那些文件是否还在，怕他们忘掉了当时治理通胀的心经。这种多余的担心就像欧洲人怕感冒、美国人怕通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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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经济的内循环小于外循环时，输入型通胀的负面效果往往更大。不过，1980～1990年的中国通胀是内部问题，是供给不足的传统范围；2000年后的通货膨胀是外部问题，是能源涨价等一系列复杂国际因素导致的输入型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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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下半年，我在北京不少清真饭馆发现，菜单上凡是有羊肉的地方，都补了新标签，价格高得离谱。某天吃饭时，我问服务员，价格怎么涨这么高，服务员说现在肉都涨价了，他们只能改价签。算一笔账，一盘葱爆羊肉，2004年时在大一点的饭馆是十二三块钱，2007年时已经是18块钱甚至24块钱了，到了2010年，已经达到了3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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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涨价了，人们发现盘子里的肉也越来越少。某天，在一个老字号的饭馆里吃葱爆羊肉，发现不但葱比肉多，而且肉如纸薄。商家涨价又削量，使我觉得在饭馆里几乎吃不到一盘挡口的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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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肉涨价是最没有道理的，与当时那一轮因为能源价格上涨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关联度不高。无论是河北大厂过来的羊肉，还是从西北来的羊肉，都不是玉米喂出来的。圈养的羊也好，放养的羊也好，饲料养殖现象还是很少的。正是羊的饲养的特别性，让人感到肉价上涨的恶性传导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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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一切，正是2007年中国那次小型通货膨胀的机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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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1月开始，中国的猪肉涨价已近40%，连锁传导到相关食品链，物价连环涨，从而使当年7月中国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点5.6%。这个数据，使很多人担心中国一定出现新一轮全面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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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些文字，是我在2007年写出的分析，结论是：CPI不会有多高，只要外部环境一有变化，中国的CPI就会下来。毕竟，中国早已过了农产品短缺的时代。后来的结果证明：2008年石油价格泡沫破灭后，CPI的泡沫也就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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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价涨了40%，但青菜没有涨这么多，因为种菜不用玉米作肥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的人来说，菜的指标意义当时远远要大于肉。把通货膨胀看做一只虎，肉价上涨是出笼的第一步；菜价大涨，将是第二步；那个时候，仍然还可以控制局势，因为只是食品价格；如果传导到第三步，也就是工业品也全面涨价后，通货膨胀真是虎出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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