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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被忽略了的传播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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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研究世界真相的学问，“郎顾公案”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它的真相只是经济学方面的内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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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起来的那场讨论，有几个地方是值得仔细推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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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派人多势众，却在这次论战中处于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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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郎咸平与左大培得到了年轻人的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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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什么吴敬琏这样正直的老经济学家也被推到了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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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论战一定是发生在社会舆论这样一个环境中，论战的核心考量指标来自于支持者的多少。那么，经济学问题与舆论问题交织的时候，“郎顾公案”在一定意义上，从一个经济学论战变成了一个完全的舆论学案例。这是此案最有趣的地方，也是一直被人们忽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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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谢国忠和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龚方雄，是经常与媒体打交道的投行经济学家。他们很早就发现，有的经济热点是一个新闻舆论热点而并不是一个事实上的热点，媒体制造的舆论杠杆往往会放大很多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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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是一个不祥的年份，这一年，全球报业的广告都是第一次出现负增长。很多传媒学研究者在剖析中国的案例时，把它归因于房地产广告的减少，但对于欧洲与美国来说，恐怕这种解释就说不通了。可以这样假设：2004年，正好是全球互联网传播发展的10年，它培养的一代读者正好出炉，尤其是那些中学时代就接受互联网的人。在“郎顾公案”时，他们正好成为一代支持新左的愤怒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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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用这样的“十年理论”来解释全球报纸陷入低潮的原因。2004年，互联网传媒的话语权完全通过了临界点，成为这个社会中最主流的传播模式。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体—论人体的延伸》这本书中，他提出一个理论“媒介即讯息”，即一种媒介对人类的行为方式的改变，胜过这种媒介传达了什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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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是文字媒体，它是一种精英媒体；电视是一种图像媒介，它造就美国60年代开始的大众文化；互联网是一种什么媒体？它是一种情绪媒介，在实时在场的虚拟空间中，人们的互动促成了每个人心中投出的一票。同步传播犹如一个广场，它最容易使在场者互相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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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公案”正是这样一个绝好的传播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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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冬天，百度公司的年度财经人物搜索出来后，搜索量最大的人是郎咸平。“郎顾公案”大战了半年，在2005年余波未尽，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讨论延伸到改革的路径选择，规模越来越大。那年，中国的经济界在互联网上只有一个关键词就是郎咸平，“地产过热”、“宏观调控”、“股改”这样的事件甚至也没有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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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查一下搜索时间，能够看出来，郎咸平搜索量最大的时段是在2005年夏末顾雏军被抓后。后来，“挺郎派”得势后，立刻对当年的挺顾派进行了火力爆热的道义与人格攻击，像张维迎被互联网情绪打倒，正是在这样一个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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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电视与报纸上，郎咸平并不是一个热点人物，至少在2005年是这样。老顾落网后，郎咸平并没有出来说多少话。这就出了问题：看互联网的人觉得郎咸平已经热得不行了，看报纸上却觉得他一点也不热，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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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新闻报道的数量外，问题就是出在媒介的个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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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美国大选时，听广播的人和看电视的人对于尼克松是否当选得到的是完全相反的感觉？报纸是热媒介，参与程度低；互联网是冷媒介，参与程度高。这是一种新鲜的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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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上的“贴吧”、“BBS”、“BLOG”上，人们互相在解读别人的信息，并参与激烈的论战，使自己支持的一派能够获得更多同情；但在报纸上，精英把关（除了传播控制外，还有宣传管制）使信息的流向呈单维度状态，因此，看报纸不认为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互联网是一个情绪的媒介，人们在当时的“超女”案上已经看到了这一媒介的价值。“超女案”是票决政治中国的一个文艺化幻象，在一个互动性空前增强的事件中，每一个人对于真理的判断失去了理智，变成了各执一词，情绪的表现占据了上风，对于郎咸平的支持也是这样一种情绪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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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提供了草根表态权，解构了精英话语权。郎顾公案中，它为草根表达阶层在互联网上提供了一个话语平台，使他们以集群的力量向精英话语发起反攻，胆敢阻挡者几乎被骂为灰烬。在文字互动的媒介中，坚守传统精英话语的四平八稳式表态被扬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猛治猛”。当中国社会对于国企改革中的情绪积累渐多时，当互联网这种电子媒介已经成为大众媒介时，对于郎咸平的支持就成为我们试验的一个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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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案例中：传统媒体是生产商，互联网内容频道是渠道，互联网社区是消费反馈场所。这是一种进入大众舆论范围的经济学论战内容的一套生产流程图。经济学家们看这张图就像看一个生产模式一样，再清楚不过了。有的时候生产为王，有的时候渠道为王。2004年的那场论战中，新浪、搜狐、网易、和讯等商业新闻网站，已经完全取代了中国各类报纸而成为每一个参加者每天使用的媒体。国资委的领导每天要看互联网新闻，经济学家要看、社会观察者要看，大家真正使用的一个平台是互联网而非报纸与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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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构了精英话语权的网络上，吴敬琏只有一票，一个大学生也有一票，他们在讨论的时候，获胜者未必会是吴敬琏。网络媒介抹去了精英与大众的等级，在同一个平面上时，讨论的语境完全改变了。在票决式讨论中，最吃亏的是精英而不是草根。互联网相信情绪的观点和极端的结论，在文字上渴望隐藏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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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阵地在印刷媒体，民粹主义的阵地在互联网。印刷媒体是单向传播且有把关人，电子媒体是双向传播而没有把关人。新左作为一个阶层在中国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们以互联网为阵地，集结成一个民粹主义虚拟大社群，有力地攻击了新自由主义的一大批人马。如果“郎顾公案”发生在2010年，借助TWITTER和微博，论战的火药味将比那时还要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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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和左大培正是互联网在当时捧起来的两个学术明星，他们的极端化结论、情绪化表达的煸动性很强，而这样的内容恰恰是互联网媒体最需要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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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假设，如果这场论战发生在1993年，那时只有印刷媒体而没有互联网，可能就不会有后来这样的一个结局。印刷媒体是精英把控的传播工具，它是对等论战的场所，不会有草根以票决的方式来干扰结论。互联网解构了经济学精英的话语，后来，人们在反思“郎顾公案”时明白，吴敬琏和周其仁的很多观点在学术上是最站得住脚的，如果只是在报纸和学报上争论，郎咸平和左大培的观点发表出来的可能性都没有。但是，别忘了，在当时的互联网传播舆论环境下，对于国企产权改革采取的是投票表决而不是学术商讨。在一个即时传播的媒体平台上，用印刷媒体传播思维思考的人在电子媒体上会发现，自己处处被动却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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