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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左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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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公案”拉开的一幕不是对于国有资产虚伪的疼爱中发生的对峙，而是新左经济学家们发起的一次清算。他们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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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作为一个中国政治社会新名词是2000年后出现的。正是中国全力迈进全球工厂并成为一个崛起的大国的时候，历史的“后视镜”出现了。“新左”在互联网提供的表述平台中，成为一个政治怀旧、经济要求平等、文化希望关怀历史的新群体，它的庞大的大众粉丝群并不是精英意识强大的70后，而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9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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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界的新左力量集中爆发正是以“郎顾公案”为揭幕战的。反思经济改革路径、要求共享改革成果、反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思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对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关照等都是这一学术力量关注的重点。正如前文所论述，新左的学术诉求更多的是填补一种声音的长期缺失，同时掺杂了形形色色民族主义的复杂情绪，它的政治姿态高于学术价值。在“郎顾公案”中，公共舆论捧高的郎咸平与左大培，在学术话语权上并不是主流，但他们的论战手法是新左论战的典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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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公案”的第一阶段收官时，也就是2004年秋天，国资委“假投降”，在《人民日报》刊发了6 000字长文，在中规中矩论述改革的诉求同时，向新左们“谦恭地”致敬。那年的国庆节后，“郎顾公案”的社会冲击波扩大，新左在学术界发起的反攻暗流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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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的论战第一路径是选择了电子媒体。左大培、杨帆两位学者是网络媒体的宠儿，他们敢于直言的商谈勇气是震慑对手的最有效武器。从技术上说，他们都有非常优秀的辩论能力，也是不一般的舆论制造高手。尤其在进入2005年下半年后，互联网上以博客为阵地的自由主义表现，是电子民主冬天里的春天，可谓是新阵地、新话语、新群众、新论题。博客世界里，个人表述权的排炮式轰击，几乎可以将任何一个主流经济学家打倒在地，于是，新逻辑产生了：谁不造成平均或准平均，就会受到炮轰；谁赞同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尤其是以西方技术模板为原型的产权制度创新，可以给他画上一个偷盗者的等号；谁如果不站在网民的阵线里，不大声抱怨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的口号，谁就不能和互联网上的战友们对上暗号并进入同一个战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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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的论战第二路径是票决式讨论。只有政治表态才能进入观点阵营，这是几乎所有的庸俗民主制度极端的时期最重要的过滤手法。行为主义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在《政治学》上把它列为一个阵营拉山头的“实际措施”，同样，这也是一个阵营清理不合适成员的方式。但在互联网上，当每一个人都成为传播者的时候，加入新左的阵营几乎是维护名声安全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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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界的思想之争交由互联网的舆论票决后，有时的结果几乎是一个“沉默的螺旋”。这是20世纪美国传播学家伊曼纽尔发现的传播学四大原理之一，即在票决的最后阶段，沉默的大多数出于心理安全，会雪崩般地投向一开始自己并不一定愿意追随的一边。起初还有一些持不同意见者，到了中盘后，几乎是雪崩般地表现了一致性。2000年前后对于拆分中国电信的批斗、2004～2006年的经济学界左右之争，都深深地验证了这一媒介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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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术结论的讨论一般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商谈的伦理，一个是商谈的结果。有时候，伦理往往会取代对于结果的探究。伦理本身放大商谈过程后，每一个参与意见的表态者就开始分出阵营，并捍卫这一阵营的合法性，其不正常状态表现为思想的暴力与商谈的无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麦卡锡主义中，过程的持续与狂热不仅使麦卡锡本人不断升华为一个斗士，而且这一表态的过程同样表现为大多数人雪崩般的表态，从而成为一场政治迫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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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上寻找各自阵营的年代，正是精英话语成为狗屎的年代。一点一点地被打碎的精英们，面对电子民主的这一新阵地，在道义上节节败退，包括对吴敬链、李剑阁的批判以及被妖魔化了的张维迎。对吴敬琏们这些主流的改革派的虚拟围攻几乎是充满情绪性的道德指责。2006年时，老经济学家张曙光的观点一语中的，人们把政治腐败的账全部清算到了经济学家的头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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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位老学者哪里知道，互联网为发酵基地的互动表述空间、个人口碑传播、匿名发表、大众票决的新观念裁决的电子“学术法庭”注定要成为一个社会的泄气阀。蒸气没有火苗，其温度却更高；互联网不是现实传播环境，其虚拟的社区伦理观同样可以将一个人或一批人裁决。吴敬琏们误入了这个法庭后几乎没有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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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突然走到了这样一个时代：新左在民间成为意见领袖的时代。“在野”派的反对声音对于主流的打压几乎收到的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个杠杆最大的支点还是那些永远沉默的大多数——人民（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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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九章 改革盘中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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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100年”三大口号圈定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框架中，经济学家是自1978年以来成为社会地位显赫的一个群体。在改革30年中，重大经济理论的对峙共有过两次，一次是1993年前，一次是2005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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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下半年，“郎顾公案”揭开的中国经济学界争论第二幕拉开。那时，距离十七大的召开还有2年，距离胡锦涛在改革30年纪念大会上著名的“不折腾”表述还有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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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100年”三大口号圈定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框架中，经济学家是自1978年以来成为社会地位显赫的一个群体。在改革30年中，重大经济理论的对峙共有过两次，一次是1992年前，一次是2005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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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卷入争论后，新左的声音强于右派。很多人重新想起了邓小平在1992年说过的话，改革要防右，但主要是防左。在再也没有政治强人的平衡政治时代，那次的争论获得了很大的扩展空间。直至2005年旧历新年的最后一周，《财经》杂志而不是上海的《解放日报》发出了周瑞金的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后，敏感的人们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虽然那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厂和一个崛起的大国，但争论中已经明显有火药味了，而且是以右派在舆论上的弱势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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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交锋最激烈的时候，完全成为了中国是否还要继续改革的票决式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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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辩论是社会情绪的泄气阀，这是改革棋过中盘争论的一个良好看点。改革派和新左的论战在能量衰减的时候，传说中的杏林山庄会议，以理论研讨的方式为理论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十七大召开时，报告中对于改革开放重新做了一次坚定的理论维护，虽然这样的维护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下文还会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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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打乱了改革争论后期的余波，但无论是2010年时的“国进民退”，还是日益强烈的国家经济主义取向，已经深深折射出，在改革经过30年的发展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多元利益诉求已经成为趋势与常态，两翼制衡的理论气氛在一个神圣政治与强人政治退去的年代里，不失为一种交易成本最低的社会发展合约。但2008年开始的“国进民退”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路径比预想的还要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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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溯：经济学界出现1992年来最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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