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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溯：经济学界出现1992年来最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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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冬天，经济学术界的新闻一天多过一天，争论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敏感的人们意识到，国内经济学界正在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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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的起因看似偶然，但如果借着一个机会爆发，也许会一发不可收拾。其中有香港学者丁学良对于大陆经济学界的质疑，有郎咸平与吴敬琏双双成为中国最受信任的经济学家，还有李剑阁的分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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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重视的是李剑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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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在清华的一次演讲中说：国内经济学界正在经历1992年来的最大一次学术分歧，他希望很多经济学家能够坚守改革的方向。学术的分野往往会带来政治观点的分野，如果加上南巡谈话前这样一个历史时间的话，似乎有体制内学者要求大家作表态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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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群来说，屁股决定脑袋，三重身份下的学者群往往使得讨论到最后带有明显的本位主义。我们可以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分成三类：一个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学术水平厉害与否不重要，但他们的公共身份是为多数人代言，要说真话；第二类是讲江湖地位的经济学家，这个是道上的规矩，拼的是剑术，学术出身在这一类学者身上往往比较看重，他们中海归学者比较吃香；三是政商两通式的学者，他们如果没有高层问策，没有企业邀请，很多人也觉得失落。如果用这三重标准来看李剑阁对于学界争论状态评论的那番话，能把观点与身份的关联关系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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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经济学界的现象是：体制内的经济学家往往很激进，体制外的经济学家却又很保守；国外的经济学家看中国很乐观，国内的经济学家看中国却很悲观；投行的买办经济学家看似很公共，学院派的守望式经济学家看似却很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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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分歧是进与退的分歧，也正是这种分歧让学界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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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公案”中，这一动向已经比较明显了，一派是力主制度创新派，一派是力保国资不丢派。如果单从游戏的角度看：后者胜了，尤其在顾雏军2005年被抓后，大家立刻开始清算2004年的挺顾派，有的人甚至开列了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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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不是个案，而是做一个理论的结果，谁又是成功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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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问题大有历史经验可寻：远学民国。民国时，清王朝一倒，前朝旧臣纷纷剪了辫子变成护法使者，喊一声中山先生就全当个政治盔甲，后来呢？答案不言而喻。近学苏联，休克式疗法后，大批民营巨头一夜而起，手拿弗里德曼的小册子，想以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表一个自由政治的态，结果呢？巨头控制了国家经济，普京上来后就用国家经济主义把叶利钦留下的局扫荡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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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公案”中的两个阵营里，挺顾者希望在国企改革中以渐进私有化（民营化）做出制度安排，实现“国退民进”，并希望有好的政策护航。他们想从技术上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但他们没有想到权贵式资本主义是否会成为大气候。等顾雏军一被抓后，“赞成”上升为情绪，情绪主导了公共舆论，很多人就不敢说了，因为思想试验田的庄稼已经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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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对方，多年后来看，基本是一批卫道者，他们反对出现权贵资本主义式的改革，对挺顾派大加挞伐。单从游戏过程看，这一派最讨公众喜欢，他们是新闻舆论影响下的公众舆论的宠儿。保守主义者从来都生活在政治表态的阵营里，他们确实有公共利益的出发点，但问题是，这一派并没有给出问题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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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一句话概括那个论战很有代表性，前一派在谈问题，后一派在谈主义，在2005年的政治与经济语境下，双方的争论陷入了怪圈，调和分歧的方法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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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皇甫平发表中国改革不可动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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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旧历年末，在改革论争的激烈拉锯战中，借助民众参与舆论票决，反改革派基本占据了上风，改革派声音渐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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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节前，理论界吹来的第一股清风是来自2006年第二期的《财经》杂志。当期的财经杂志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总编胡舒立对日本改革大将竹中平藏访问的深度文章，一篇是皇甫平《改革不可动摇》的评论。这两篇文章宏大的历史编辑观使《财经》在中国经济界最大的思想事件上成为唯一明确而深度发了声音的媒体。站在2012年的历史视角去看这件事情，仍然佩服《财经》的理论勇气和新闻决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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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读出那期研究日本改革的封面文章背后的微言大义，以及对于中国改革的忧虑。过去几十年中国改革一直有起伏，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1992年前后。当时，在改革空气越来越闷的中国社会，上海的皇甫平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改革不可停止的文章后，可以看做后来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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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历史又走到了一个关口，历史似曾相识，人们又听到了那样的声音。人们一定还记得，最值得关注的是，理论争鸣变成了电子社区世界的票决式斗争。否定改革的思想抬头后，将当时主流的经济学家送上了道德审判席。这正是2006年的改革之争最令人担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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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期杂志上，皇甫平（原《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先生发表了《改革不可动摇》的评论文章。明眼人能够看出，这篇文章对于形形色色的打着公共旗号的“新左”进行了冷静而大胆的批评。皇甫平的文章说，以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做法来否定改革，是从根本上对于中国历史的否定，是对于邓小平理论的否定。如果把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这些问题看成静态的问题，要求停下改革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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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平的文章几句话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看病难、上学难是中国最后两个没有触动的改革禁区，这两个事实倒逼出了民众的情绪，使得2006年论战时改革本身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2009～2010年，中国陆续披露了一个折衷的医疗改革的初步方案，而教育体制改革的方案始终没有出来。改革的尾巴最可能把整个身子拖入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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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杂志上，胡舒立在开卷评论中的标题是《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结合他本人对于日本金融大臣竹中平藏的深度采访，通过日本经济界对于失去的黄金十年的反思得出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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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车之鉴，教训深重。中国远不如日本之发达，为避免“日本病”之灾，更应珍惜今天的时机，推进改革决不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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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与皇甫平的文章思想上是相互呼应的，人们能够读出后面的意义和他们的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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