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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改革思想写入国家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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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5日，我在北京的一辆穿越朝阳门的出租车上听着中共十七大报告。这时的朝阳门外，车流如水，有漂亮的女士进入丰联广场去购物；在一家星巴克咖啡店里，有人搅动咖啡的动作在玻璃中留下光影；而一名年轻的打工妹，则拖着摊煎饼的车从马路中间缓缓穿过。这是北京的普通一天。出租车经过雄伟的中海油大厦时，胡锦涛报告的第二章已经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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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的报告用非常宝贵的第二章来论述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这个国家已经把改革开放写入国家的价值体系，作为道统与法统协商一致的共识。这是一个思想财产，也是对30年前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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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话语的平滑切换后，使改革与国家的革命理论跨时空握手，并按照全球游戏规则来发展一个国家的价值观。这是30年后中国面对全球化挑战发展出的新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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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的报告为此有一段概括，改革开放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这样的表述，在中国自己的社会方向理论认知中，已经成为核心价值观。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英国的《卫报》等已经在文章中注意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在30年后这样一个从理论向国家普世价值观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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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样的文字在30年前是富于启蒙色彩的理想主义，而在中国已成为全球化强势参与者并考量发展路径的效率时，显得尤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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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记得，“郎顾公案”的后期，争论主旨已经从两人恩怨变成了国有企业改革方法的争论，再到后来，成为国家发展路径的争论。在互联网的民粹主义式投票表决下，能坚持改革的声音需要新的表述去获取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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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语权在十七大的报告中获得了有力的支持。不仅是国家的价值体系认定了30年来这一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方法论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从实践上认同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完全是正确的”，并且强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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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后一句话，正式为“改革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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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国家所有的经济话语重新以改革开放为基础而有效表述，包括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这五套社会变革的方向与路径：中国的工业化方法论是环境友好的新型工业化，环渤海经济区可以作为一个案例；信息化的方法论是知识与信息的国民平等享受与传递，也是社会政治与文化平等的基础；城镇化是中国农村最新的战略方向，在东亚人口密度大国日本与韩国都是成功先声；市场化是普世的全球经济价值观，在中国也是一个新价值观；国际化这一题目中，中国的华南工厂群和上海的金融开放是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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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百年改革史可以启发中国的改革时间表。邓小平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20多年前表述时，在战略上也画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时间表，这样的时间表在2020年也仍然只完成了阶段性任务，这一时间表的长度最终取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语境。2020年，按照中国的战略规划，是实现小康社会的时间表；按照十七大的报告的表述，那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两番，那时，中国进入一个创新型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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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2008年自掏腰包在美国召开一个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制度的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专门讨论中国30年的伟大成就。中国在党的最高会议上给出的改革开放表述无论是从经济学还是经济哲学上，都给西方最主流经济话语圈认知中国给出了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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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会上，重新梳理了这个国家30年来的重大思想收获，即一个坚持再坚持的变革理念与言行的统一。胡锦涛在讲话中用到一个词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他用“不折腾”来统一党内与理论界对于改革的争论。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语境下，这个词语传达了所有争论中人们应当坚守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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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大的呼应来自英语翻译，欧美媒体集体用“不折腾”的汉语拼音作为一个新词汇，来预测中国未来30年的政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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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十章 集体主义的另一个名字：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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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深刻改造了一个威权主义国家的经济思维时，民族主义只能以结构的方式而不是全面的方式存活，即技术与经济民族主义是它的最主流生存路径。这类民族主义还只是一个逗号，它的意义尚没有表达完，我们可能还要在下一个10年继续关注它在一些领域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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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压抑已久的国家，在它的经济突破了临界点后，便一跃而成为全球工厂和世界经济大国。这是发生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事情。中国的狂飙突进式的变革，仍然被各种意识形态纠缠着。民族主义正是这样一个令人充满复杂情感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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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突然爆发民族主义，是政治天平开始从精英向大众方向倾斜的前奏。从整个20世纪来看，全球共有两次大的民族主义浪潮：30年代欧洲落后国家（以德国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浪潮、40～60年代亚非拉地区的民族主义解放浪潮。民族主义与国家政权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令它在特定的时代获取了巨大的筹码：它一方面是落后国家走向发展的序言，另一个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它又是开放社会出现收缩阴影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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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的改革，中国用市场方式修正了经济的运行伦理后，在一定程度上也修改了意识形态传播的路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整个中国百年历史的推进器。在改革开放前期，这一主题在“放眼向洋看世界”的语境下确实有所压抑并一度过分开放；但到了2000年后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反日大游行后，轻量级的民族主义开始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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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日游行之所以是轻量级民族主义，是因为在国力发展到21世纪初，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帮助民众完成了一个大国信心建立的过程。在强人政治走向平衡政治后，民族主义在很多情况下帮助完成一种虚拟外在政治压力的构建，以维持国家的统一性与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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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语境下阅读随后的技术民族主义、体育民族主义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无论是传统机械产业还是新兴IT产业，一种悄然生长的民族主义成为这些行业发展的意识形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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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最激烈的是2005年前后的京沪高铁用什么技术，是向左走投奔日本技术，还是向右走选择德国技术？结果这一激烈争论的大本营不在街头而是在军事论坛（年轻鹰派与极左翼的集散地）里，因为最后日本参与青岛四方车辆厂合作的川崎重工也是日本一家军火商。经过网络舆论的历史溯源，日本新干线技术几乎快要与日本军国主义画上等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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