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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股“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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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是一个标准的经济学范畴，但A股的制度安排失灵使得它从一开始就建立了错误的世界观。庄家、国家队、消息、题材等语汇建构的是一个留出操纵后台的市场。无论是讨论宏观经济还是产业经济，理论问题有时比实践还要重要；但只要讨论语境换成A股，实践便压倒性地取代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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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1998年A股完全不理会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就开始了一次完全无理性的井喷，市场的游戏规则几乎变成了心理规则。那次短暂的上升后，市场混乱了。随即开始了一轮没有理性的下跌，一直跌到了998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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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在全流通之前的A股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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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资本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但A股与中国经济的分离式表述，使它变成一个无赖的孩子：渴望独立，却时时都在向父亲伸手寻求帮助。朱镕基政府在成功处理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十分弱小，它既没有成为风险的通道，也没有带来什么风险，A股将自己不断地边缘。“9·11”事件后，中国的实体经济突飞猛进，很多人还没有醒过神来，“世界工厂”、“中国威胁论”的帽子已经戴在头上了，从那时起中国着实成为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发展样本。但是，很可惜，也很可怜，A股已经惨淡得不成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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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在等待威权的父亲式政府的救助。这是全世界独有的现象。想一想，10年前，管理者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来警告股市的无理性飞涨并完全打垮了它。党报的社论与资本游戏规则之间的博弈中，意识形态武器的警告完全透支了《人民日报》在此前的印刷时代建立的政治影响力。既然社论可以打下股市，那么社论也可以拉起股市。直到2010年，商业网站还经常用《人民日报》这样的符号作为商业元素来吸引普通股民的眼球，老牌投资者认为，只有听党的话，才能把股票炒好，这是当年社论留下的后遗症，也是A股的思想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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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个人投资者“杨百万”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并不十分在意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也不会去理会研究报告，他把新闻联播（图像版的《人民日报》）作为自己投资的重要理论依据，用他自己总结出来的话说叫炒股“要听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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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句经典台词，剥去了A股仅有的一点资本市场理论“糖衣”，揭示了这样一个现代国家经济符号的非法性。老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用“赌场”来形容了A股的乱象。那句话一度让A股蒸发了好几百个亿，A股最坏的结局将迎来一个推倒重来的建设过程。平衡上市公司后面乱麻般的政治利益体，最好的办法是让它走向死亡。2005年，在热钱大量进入中国的时候、在人民币开始升值的时候、在中国成为语言表述上的全球经济强国的时候，A股跌到了998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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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尚福林接任证监会主席后的一个良机。A股的股权分置死结开始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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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分置改革与后来成立的国资委作为两种力量的呼应，为剪除A股形形色色的“政治后台”提供了一个面子上看起来可行的手法。2005年，媒体广泛引用尚福林的名言“开弓没有回头箭”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完成了A股上市公司全体“国民待遇”的改革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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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曾经从香港证监会调来的特别人物史美伦，尽管掌握全套的现代股市管理方略，但仍然不能改变现状的真正原因不言而喻：她或者说当时的证监会，根本没有政治能量去管理政治关系乱如麻的A股上市公司。A股在2005年时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谁都可以仿照美国或香港建立一套股市管控手法，问题是在监管中遇到的国有股权“一股独大”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用散户的话来讲，那些公司就是圈钱的，同股不同权，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只能是模拟竞争与模拟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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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一重工等4家公司第一次开始全流通改革起，2005年证监会每天像作战一样，小心地排阵布兵，推出一批又一批开始股权分置改革的公司名单。这个名单越来越多，改革完成的公司对那些未改革的公司渐渐形成了强大的压力。这是一个力量在正向的前进，尤其在2005～2006年关于改革争论已经非常激烈时，证监会是低调疾进的真正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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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在2006～2007年的那轮狂飙突进式行情，全流通改革是一个重要原因。2007年上半年，股指达到3 000点的时候，对于老股民而言，已经有一点眩了。3 000点是一个历史高点，它来得太快，即使拿出最大胆的想象，3 000点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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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的中产阶级在2006～2007年都进了一个资本市场学习班，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人们每天工作、学习、谈论、研究、阅读股票相关的各种知识。同样，在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快速通道上，这样的散户学习运动很快达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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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00点拿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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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A股以故事的方式运行，投资者每天都在检查自己的股票与基金的盈亏率。直至2007年的5月30日，心理上击鼓传花的游戏在这一天完全突破了收益者的欲望线，股指飞流而下。无论是学习进步飞快的中产阶级散户，还是穿着商务服装、手捧美国投资专著的基金经理，都没有对这次大跌认真总结过。至少，每个人把内心的恐惧没有完全而独立地表达出来。大家很快达成投机的心理共识：中国股市没有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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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故事快到高潮了。2007年春天到秋天，A股一发不可收拾，它“后知后觉”地捡起中国经济的神话故事讲给自己听，并将它讲到了一个疯狂状态。人们每天都在查股票、每天都在讨论股票、每天都在展望未来；每个人都在学习、每个人都在心里盼望、每个人都为这个故事的更加完美而努力帮助共识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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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夏天故事完全疯狂了，中国的故事突然有一点像日本当年对于自己神话的迷恋一样，变成了人们的世界观并无法走出自我。最典型的一个特征是：共同基金像一只股票一样每周都在3%或5%地上涨。2007年10月25日，在继续看高到8 000点时，骨牌倒了，A股从6 124点开始狂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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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人们在什么场合谋面，第一件事先讨论：股市还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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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把5 000叫铁底，结果破了；后来，说4 800是钢架子，也破了。从6 124点到4 800多点，沪指已经跌去了1 300多点，跌幅超过1/5。一个点就是好几十个亿的资金，五六万亿元的市值在一个多月内就蒸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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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挤压了一些信心泡沫，但当时，人们觉得这已经跌得太惨了。挤掉信心泡沫比挤掉股市泡沫更重要。前车之鉴就是日本股市。日本股市在泡沫破灭前，与中国股市的上涨有极大的相似性，尤其是信心泡沫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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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美国逼迫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流动性过剩，楼市与股市双双升温；日本股市到了极致后，所有的公司都开始拼“财技”，比如三洋、马自达、本田等公司，其股市收益都超过了主业收益；中国的雅戈尔、吉林敖东等这样的财技高手在那段时间也渐成规模；那时，全日本到处都是“股神”传奇与财技传授的“带头大哥”，学者们总是以“日本特殊论”和信心溢价来给日本股市打气，以至于1987年美国股灾后，全球股市狂跌，只有日本仍然坚挺。这很像分析师一直在喊中国股市特殊论，中国股市黄金十年里要看到15 000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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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股市泡沫破灭后，学者反思认为，1980年代末的日本股市泡沫中，最大的泡沫不是资本，而是人们的信心泡沫。所有的人，从民间到政府，从产业界到资本市场都认为日本经济是一个神话，日本的公司经营是一个神话，日本的股市会成为一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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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要命的是，日本的股市泡沫已经破灭后，日本经济学界仍然认为，他们很快就会重新回到原来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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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国股市远远没有日本当时那样的超高温，因为人民币不可能在4年内升值一倍。不过，一个故事讲到极致的时候，你不讲，别人都认为是真实的故事。6 124点大跌后，还有更多的资金在向里冲，他们一直在冲。从当时的逻辑上看，似乎并没有错误，股市在挤泡沫。如果能快速完成泡沫的冲挤，还会有一轮更大的上涨。这就是后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共同基金在4 000点左右建立了重仓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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