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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活20世纪30年代式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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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宏大叙事结构的转变告诉人们：次贷危机发生后，全球化在面临一次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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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在研究次贷危机作为最有害的杠杆工具时，忽略了一个重大事实：信息的全球同步传播是一种更有杀伤力的心理杠杆，并加重了民族主义情绪在面对全球化时的权重。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全球经济体博弈中，这样的心理效应就已经在转化成为意识形态了，套用官话总结方式叫“三缩三提两化”：开放收缩了，自由收缩了，合作收缩了；退税提高了，壁垒提高了序卜贴提高了；经济开放重商主义化，政治路线左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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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民主党的对外经济政策中，反复出现的问题是：会不会和亚洲打起贸易战？结果到2009年下半年已经和中国一报还一报地打起了贸易战。无论是民主党的路线基础还是美国的政治需要，保就业的战略对来自中国和亚洲的出口施以重拳。2009年春天贸易战的情绪恐怕比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更为浓厚。2009年1月，美国外长保尔森已经把次贷危机的根源指向中国等亚洲国家的高储蓄率。2010年的春天，丰田汽车召回案全球轰轰烈烈开展时，简直就是20世纪80年代美日汽车战的另一个版本。这一幕与2008年下半年焦头烂额的保尔森求救于亚洲主权财富基金时的情形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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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愧是杜威主义产生的国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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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斗争环境下，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与亚洲的重商主义者各说各话，每一方给对方发出的信号都是：我将要收缩，我将要保守。每个国家都可以不受任何意识指控而打出刺激经济的旗帜：中国的4万亿计划；美国的第二轮7750亿美元计划；德国的第二轮600亿欧元计划。各国央行在2009年春天还可以搬运最后的降息武器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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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美到欧洲，拯救经济的手法惊人的一致，但利益共同体之间的裂缝却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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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然气之争为例。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天然气之争看似只是一个前苏联阵营留下的冷战式尾巴，真相却在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后期连环影响。这件事情后面的真正推手是什么？断气事件没几天，俄罗斯就联手一些国家成立了“气佩克”，意图通过垄断通往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价格来维持俄罗斯的能源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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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与军事实力，再加上天然气这一能源武器，它可以把自己在金融危机中的损失让欧洲来埋单，就像美国用美元贬值让亚洲为它埋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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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看，全球油价从147元高空坠落到40元后，过于依赖石油财富的俄罗斯经济受到了一次重创，石油的损失需要让天然气来弥补。这种强硬的冷战手法，已经把经济问题地缘政治化了。俄罗斯减少乌克兰过境的天然气，变相关掉东欧部分国家的天然气输出，令一些小国甚至处于全国紧急状态。如果把2008年前的“颜色革命”和乌克兰截气事件结合起来看，问题可能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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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夸张的表述是，俄罗斯《晨报》文章惊呼，乌克兰截留俄国过境的天然气，将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见此问题在两国精英阶层中已经引起了多么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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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次贷危机最冷静的观察家之一马丁·沃尔夫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呼吁，实用主义手法也许是救经济的好办法，但如果这时各国的政治大佬们都戴上意识形态的眼镜，问题将会越来越复杂。马丁·沃尔夫也许忘记了，全球化也像钟摆一样，每隔一个历史时期就要“反动”一下自己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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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英国的商业主义曾经带动了一次规模最为宏大的全球化运动，尤其是自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商品与移民的完全开放，整体上提高了那个时代全球化受益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世界都在思想上与经济上猛烈收缩。1930年美国的《史穆德—哈利法》（ Smoot—Hawley Bill）将关税平均水平提高到60%，美国那样一个自由市场色彩浓厚的国家用如此的手法封闭国门，令欧洲国家竞相仿效。结果，全球化的那次大倒退伴随着各国为经济问题的争吵、报复进而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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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50年代，二战的结束与西欧、日本等新型经济体的飞扬只是一段二三十年的时光。学者们发现，自80年代后期，美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已经不断收紧，与日本、中国大打贸易战。欧洲的对外贸易政策轨迹也如出一辙，这本身就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西方的政治观察家突然间发现，将全球化写入政府文告并以国家政策推动的政治体中，最积极的竟然是中国这样一个他们过去一直认为是全球化盲区的国家。即使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仍然把全球化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与执政党大会的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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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推手从欧美向亚洲转移；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最后十年的几次全球性大会中，游行示威最强力的国家几乎全部发生在当年力挺全球化淹没亚洲的国家中。历史几乎开了一个大玩笑。华尔街的金融大失败最坏的结果是全球金融改革因噎废食。实际上，消极保守主义在2008年下半年在经济和政治上已经双双当家。从俄乌天然气之争到欧美明目张胆地发起的贸易战，有理由对于未来十几年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交往前景表示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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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全球化从欧美发起到现在只有中国和印度在呼应。这样一个低潮期中，人们在悲观期望不要出现20世纪30年代式的那种彻底的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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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轮全球化的痛苦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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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中国的发言权重是没有比利时等欧洲小国高的，这是事实。如果不是美国华尔街心绞痛，欧美世界话语霸权中的全球化旧框架就像祖母的老房子一样，不知还要摇摇欲坠地残存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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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自由主义导师哈耶克看来，每一种自然生发的秩序，都是资本主义的生命动力。不过，旧秩序的惯性也是一种生命，非得等到像全球金融危机后才会把家底全部抖搂出来。2009年北京的亚欧会议似乎已经为一种新秩序在舆论上做准备：全球金融需要重新构建它的秩序，这是一段很长的路，可以几个十年作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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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新秩序这个宏大的话题，过去在中国的媒体上与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是一个奢侈而遥远的问题。好像只有美国《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国会议员与欧洲的外交家才有权利与能力谈论这样超出他们的地理国度的论题。这就是话语霸权或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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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上溯，自“9·11”事件以来，全球经济与金融秩序调整的气候已经慢慢生成，情形在悄悄改写。西方半信半疑地把中国与印度作为一个潜在的对话者，就像在70年代末把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作为一个潜在的对话者一样。即使在2004年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关注达到高潮并开始转向印度的时候，欧美世界仍然是全球化的第一推动力和第一话语权表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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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失于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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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使中国的影响力达到高潮的时候，起自欧美而不是亚洲的金融危机引起的反全球化思考，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市场。美国的金融危机在欧美世界与东亚发达地区不断传染，全盘否定金融创新与全球化的声音一度十分强大。这些声音来自政府官员、智库战略学家、有声望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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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极端状态下的观点市场往往像空想一样短暂。自由资本主义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确实已经终结。我念出这样的咒语是因为自由资本主义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后已经从理想国撤退，在80年代是它一段最后的尾声。哈耶克死了、弗里德曼死了，还有谁能重振它的理论架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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