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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轮全球化的痛苦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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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中国的发言权重是没有比利时等欧洲小国高的，这是事实。如果不是美国华尔街心绞痛，欧美世界话语霸权中的全球化旧框架就像祖母的老房子一样，不知还要摇摇欲坠地残存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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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自由主义导师哈耶克看来，每一种自然生发的秩序，都是资本主义的生命动力。不过，旧秩序的惯性也是一种生命，非得等到像全球金融危机后才会把家底全部抖搂出来。2009年北京的亚欧会议似乎已经为一种新秩序在舆论上做准备：全球金融需要重新构建它的秩序，这是一段很长的路，可以几个十年作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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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新秩序这个宏大的话题，过去在中国的媒体上与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是一个奢侈而遥远的问题。好像只有美国《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国会议员与欧洲的外交家才有权利与能力谈论这样超出他们的地理国度的论题。这就是话语霸权或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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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上溯，自“9·11”事件以来，全球经济与金融秩序调整的气候已经慢慢生成，情形在悄悄改写。西方半信半疑地把中国与印度作为一个潜在的对话者，就像在70年代末把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作为一个潜在的对话者一样。即使在2004年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关注达到高潮并开始转向印度的时候，欧美世界仍然是全球化的第一推动力和第一话语权表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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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失于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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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使中国的影响力达到高潮的时候，起自欧美而不是亚洲的金融危机引起的反全球化思考，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市场。美国的金融危机在欧美世界与东亚发达地区不断传染，全盘否定金融创新与全球化的声音一度十分强大。这些声音来自政府官员、智库战略学家、有声望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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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极端状态下的观点市场往往像空想一样短暂。自由资本主义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确实已经终结。我念出这样的咒语是因为自由资本主义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后已经从理想国撤退，在80年代是它一段最后的尾声。哈耶克死了、弗里德曼死了，还有谁能重振它的理论架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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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张五常的交易费用理论在解释这一问题时很有说服力：如果国家的手可以低成本促成市场交易，市场万能论就没有市场了。资本主义的这一特征在二战后尤其明显。比如，英国的金融国有化运动在危机后十分强势，并获得了主流舆论的一致赞扬。英国在失去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后一直在向左看，美国的国有化在批评声中也在步步推进。对于万恶的美元的批判和华尔街铜臭味的指责，令左翼人士在欧洲心情畅快，令美国的民主党选民心情高涨。德国的《资本论》销售在2008年底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英国人和德国的学者们都想用马克思的这本经典作品再次阐释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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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这个有趣注解令华尔街看上去很丑陋。这一发难使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全球化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质疑并成为共识，继而成为常识。历史的钟摆已经摆到这一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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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东风的反全球化运动已经为开明的学者所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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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普雷斯科特2008年在北京发表演讲时说：“我很担心这种反全球化的进程。”因为商业周期理论而获得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普雷斯科特，用经济扩张与收缩这样一个辩证过程来解释美国金融危机前后的经济状态。他从语言学上批判了“衰退”这个词语的使用。他得出的最令人震撼的结论是：美国经济不会有衰退。这要好多年的时间我们才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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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同样立场的还有中国经济学家樊纲。2008年10月29日的一个论坛上，他说：全球经济危机是有的，但全球衰退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全球央行联手行动，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步调一致，这样的举动不会让1929～1933年那一幕重演；因为那个年代，欧美还是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还没有凯恩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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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危机是中国研究全球化的一个好案例。虽然有各种关于全球化的说法，比如从达·伽玛开始全球化就开始了。不过，这个由西方世界发起的运动从来都是单向的，一直到这次华尔街受到重创为止。这三次全球化对于中国有重要的启发，帮助我们认清自己参与的是一次怎样的全球经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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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一下历史。英国工业革命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全球化，原因是铁路、电报与工业品的传播，这个时候的全球化是商品的跨国流转。这一亚当·斯密式的资本主义是古典的自由民主派怀旧的思想家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光是第二次全球化的一段时光，以全球服务价值观的跨国传播开始，电视、娱乐、文化的单向传播一直到1990年欧美打倒冷战对手苏联与东欧为止。这一哈耶克式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哲学上达到了完美状态。第三次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加速创新与互联网的全球传播，它使资本主义的工具性得到提升，对冲基金利用IT技术和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可以对全球任何一个开放的市场发起不间断的狙击，在过去十几年里，这一行业呈现了一种病毒式的繁荣。第三次全球化虽然遇到了一些金融麻烦，但这一进程刚刚开始。互联网改变了世界经济与信息传播的模式，这样一个宏大的进程比工业革命时代还要精彩，只是这次的金融危机是信息化缔造的金融新高潮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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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洪流中充满了泥沙一样多的小故事，即使华尔街也显得很可怜。美国对冲基金在2004年时已经达到了5000多家，那时，那些从哈佛与耶鲁等名校毕业的学生，除了微软与谷歌这样的公司外，更愿意自己在华尔街做一名对冲基金经理，这是年轻人的新梦想。然而，2008年底，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则讲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面，一名汽车分析师分明在电话那一头听见一名对冲基金经理在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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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泪的岂止是对冲基金经理？发生神话的地方与出现梦想的地方都是泡沫重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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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危机给这种滥用美国强势金融话语权与美元工具的气球系统击戳了一个大洞。修补工程已经注定是一个全球工程，如果中国与印度这样的国家掏钱参与一次心理治疗的话，就要求在一个新的全球金融秩序重建中拥有足够与自身力量相符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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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已经终结”、“欧美已经终结”这样的论断有一些隔岸观火的味道，但一个新的全球化金融秩序重建无论对于美国、美元、IMF都是躲避不了的政治议程了。2009年北京举办的亚欧论坛就传出了这样的声音。很多新话题在等待新规则：破坏性金融创新的监管、杠杆的使用限制、投资银行的对冲基金化、CDS市场的规模与门槛、柜台交易市场的透明化、美元的货币地位与全球义务、做空机制的管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银行高管的报酬体系、金融监管机构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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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普雷斯科特所说的一样，全球化促进了美国的增长，中国的效率提高促进了全球的效率提高。对于建立在信息传播“地球村时代”的全球金融交易体系，互联网改变的全球经济模式将会帮助我们迎来一次更大的变革。这样看，2008～2010年的那段日子，姑且可以看做一场盛景的痛苦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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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国经济的3个符号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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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的战略对手，美国突然遇到的金融灾难，使其不可超越的神话第一次出现了语法混乱。辩证地看，对于全世界来说这次金融危机必然会重组全球政治与经济架构，并深深影响社会领域的发展。美国在工业支柱、金融支柱、思想支柱上纷纷出现了可以看到的问题与混乱迹象，这些是中美与全球变化的起始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智囊已经看到了其中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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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看一个国家的心理素质吗？把它当做数学公式一样带入到经济危机的函数中，看看阵脚乱没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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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金融、房地产，这是美国传统经济的三个符号，受金融危机重创也最严重。从技术层面看，它们的阵脚还没有乱；但在意识形态层面，美国的这三个符号意义确实已经在衰变，虽然它们都是在极端的语境下做出的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对于中国来说，未来的经济预言可以此为起点去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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