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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两房”国有化——美国的化石级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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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自由市场主义词典中，“国有化”是一个什么样的词语？这几乎是一个恐龙年代的化石级词汇。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从高盛走出来的保尔森，在2008年下半年宣布用国有化方法论（nationalization）治理当时陷入绝境的美国两家最大的房屋抵押债券商——房利美和房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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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房”国有化，对美国自由市场意识形态造成的颠覆，要超过这个经济问题本身。曾为美国建立了自由市场与自由主义经济哲学体系的弗里德曼，世间已无此人，1962年，在冷战高潮的时期，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本小册子面世时，对于美国资本主义不只是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弗氏的这本书几乎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哲学大纲。他在第一章中就把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画上了一种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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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当美国政府强力介入次贷危机并宣布国有化“两房”时，反证了弗里德曼的推论：不是美国政治错了，就是他的经济理论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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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股与脑袋的关系在保尔森、索罗斯、弗里德曼3个人身上很混乱地交织着。我们拿出这3个人作为历史符号是想说明，“两房”危机带来的关于美国经济哲学难题是一个必须要思考的形而上的枯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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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现代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话语霸权的强盛时期，美国的任何做法总是完美而合法的；而在自“9·11”事件发生逆转的时间以降，又有那么多的破绽与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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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和全球化并没有有效地消除信息鸿沟，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包藏的危机比中国投资机构与学界观察到的表象要严重得多。等到保尔森宣布美国财政部将接管“两房”时，美国媒体使用的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国有化”这一词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一词语都是美国意识形态对峙阿拉伯、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冷战时期的集权国家时常用的语言武器。这一次，轮到了华尔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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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私有制产权的“两房”，让政府和全美国的纳税人为其做担保是史无前例的，它的5.4万亿债券几乎就是美国债市的全部或者美国40%的GDP。可以下这样一个定义：“两房”的国有化是美国政府代表全体纳税人为极端资本主义作出的极端保守行为。这样的选择又不得不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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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规模衍生金融产品的创新与发展只是过去二三十年事情，甚至共同基金这样稳健的东西在美国盛行也不过是80年代的事情。新事物出现时，往往以知识的面孔出现而让监管层忽视了工具管理手法，最后演变成危机。金融创新与互联网创新都有这样的先天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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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发达的债券市场国度，“两房”是美国人汽车洋房梦想的守护神。那些文学描述与政客承诺的美国式生活，华丽的外表下基于从东海岸往西海岸万家灯火的、人人有房住的美好现实是以社会理想作为信心支撑的。当摩根斯坦利、花旗、雷曼、美林、瑞银、贝尔斯登这些华尔街轮盘赌的玩家被玩倒的时候，那句埃及的古老的历史预言重新起效：大地像陶轮一样翻转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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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就像阿迪达斯的广告词一样Nothing is impossible（一切皆有可能）。在一个全球化市场中，怎么会有不可扳倒的玩家呢？ 日本经济在80年代末几乎不可一世，那时，关于日本的任何神话都变得那样合法。可是到了1989年就灰飞烟灭了，今天质疑日本的那场危机一切又是那样合法。美国就在这样的华丽的合法外表下，一场中国学术智囊都没有搞明白的次贷危机，几乎将半个国家的财富断送。5.4万亿的债券，几乎美国一半的GDP，说它是半个国家的财富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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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房”问题不仅是一个美国问题，还是一个全球化问题，这是它经济学上的样本意义所在。在美元强盛的时候，全世界的央行与政府购买了大量“两房“债券。作为像彼得·林奇一样有信心的投资者，各国政府把美国经济看成铁板一块，把“两房”看成为美国经济的两个支架。解决“两房”问题，保尔森不只面对的是美国成千上万的家庭，还有全世界种种投资机构对于美国和美元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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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四大银行在2008年下半年披露中报时，已经公布了持有“两房”债券的，共有310亿，其中中国银行的持有额度高达172.86亿美元，建设银行则有32亿美元，工商银行持有27亿美元。虽然他们在2008年6月后一度减持美国的机构债券，但这样的反应已经很慢了。美国次贷危机是2007年下半年爆发的，中国的投资机构在这件事情上的反应与互联网传播信息的同步性是严重不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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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中国四大银行也好，对于其他国家的投资机构也好，“两房”国有化也可以看做美国政府为全世界的投资机构的背书。在解读这样一个美国金融危机样本时，中国在里面能吸取很多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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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的拉美金融危机、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是美国有效拉开与潜在追赶对手距离的战略时机。尤其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打击了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亚洲经济小引擎的追赶战略，美国在金融领域看不到对手。也是在那一年，对冲基金就像这个时代的物种入侵或转基因技术一样，借助美国的自由经济哲学而成为合法的、魔鬼般的进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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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批判香港曾荫权领导的特区财经团队狙击老虎基金的历史性一周。香港特区政府开进市场，在当时的政治与经济语境下，是对于自由市场与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的极度伤害，尤其对于亚洲这些凭借嫁接路径发展自由市场与自由政治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这样的做法在意识形态上面临的危机更大。在随后的反思中，香港特区的中国儒家式实用与灵活方法论反使它成为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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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开进次贷市场，“两房”国有化可以看成是美国自冷战以来最大的国家干预行动。它使得美国的自由市场意识的推销者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困境，他们不但要与美国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一批名词打交道，还得在意识形态的霸权建设上自相矛盾。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在生存面前，除了国有化“两房”，美国政府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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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香港经验还是美国经验，都有一个经济哲学问题：危机的时候，要利还是要义？如果说，在利的层面上，美国获得了一个还算可接受的现实，但未来呢？政府国有化的先河一旦开了，美国的自由市场信仰的未来还会光明再现吗？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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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包还是要主义？美国的“两房”国有化的意义，正是在金融危机中，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考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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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十四章 自由资本主义暂停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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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史就是这样一个大钟摆，晴天的时候屋里坐着弗里德曼；阴天的时候，凯恩斯就要敲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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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堆形形色色的“-ism”——主义。它在公元2007～2009年，帮助中国政治与经济学界重新梳理自己的信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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