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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万亿错失软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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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09年的中国经济实在没必要那样悲观，对于2010年后的中国经济反而不可过于乐观。这样的预测不只是基于经济分析，还考虑到了中国经济特有的行政参数。2010年春天，刺激政策退出的时候，阵痛已经开始：股市停步不前、楼市快要着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现危险、二次探底风险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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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评论并不是事后反思，在开始前就已经出现大量的声音，要求利用这样一个历史性机会，实现中国经济的有机成长——其实就是结构转型与经济刺激一箭双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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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刺激有一点慌乱，动作有一点变形，典型的就是两件事：只盯农村、只盯“铁公基”。其手法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的出棋一样，给人一种铁肩担道义的感觉，但商业逻辑是不能不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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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文化思想影响下，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一向厚道。1997年人民币坚持不贬值，朱镕基政府刺激内需的计划，在经济与政治上双赢。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温家宝政府同样没有使用人民币贬值而是用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为全球经济树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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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对于内地经济政策批评很多的张五常教授当时撰文说，4万亿刺激计划棋风大有可观，但要小心着着有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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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金融危机的高潮过去后，美国人一直在小步修订自己的救市政策，原因是金融市场的信心已经略有恢复。保尔森还在财长的位置上时，他已经修改了一部分政策，认为美国的7000亿救市资金不能全部用在金融机构上，也要用于中小企业的救助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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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金融市场在2009年最怕听到“杠杆”二字，但中国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却需要在方法论上找到一个最好的杠杆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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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刺激农村经济与产业转型是最好的杠杆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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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的软刺激包括：农村的社保、商业、医疗、教育、娱乐、消费等一个全面的经济结构。这其中最核心的是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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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二十多年间，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下，城市解决了社保问题，但民间的购买力因为房地产泡沫而受到巨大的牵制。农村因为土地政策的好处而并没有突出的住房问题，但农村的购买力最大牵制是没有社保系统。作为一种社会物质与心理双重建设的社保体系，在数亿农民中构建它看起来是一个海量的工程。但如果切成模块来考虑，比如就一个县或一个镇的社保，问题同理，原理仍然是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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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村的社保包括养老与医疗，4万亿的重心如果放在这样的软刺激上，表面上看只是带动了几个产业，但社保问题一旦解决，将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释放出来；把农民的储蓄从箱底释放出来；把农民的信心从土地上释放出来；把农村从中国社会的被同情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这个过程完全是杠杆撬动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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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释放一个购买力，就是为工业品提供一个消费力，这是基础的未来内需循环模式。中国的城乡经济对流，在2008年的中国经济内需刺激中，在战略上显得十分珍贵。对于一个拿出16%的年度GDP总量来刺激经济的年代来说，那也是几十年才会有一次的重大经济投资计划，这样的时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像运动员在赛跑前蹬脚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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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刺激农村经济是一个绝佳的支点。2008年经济学家们的呼吁最终还是被激素药品——“铁公基”（铁路、公路、基建）夺走了。几十年来的经济决策体系一直是以工业品为思维出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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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修桥架路式刺激手法曲解凯恩斯主义的刺激内需，分明深藏着长远的社会损耗；作为一种单向的刺激，其并不直接指向社会公民的切身生存利益。软刺激农村经济，在解决一个经济周期的熨平问题时，同样给农村民生这个中国经济核心问题一次深远的制度安排，几十年来困挠着中国经济潜力的贫富差距问题、城乡分割问题、增量市场问题、出口贸易摩擦问题等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将因此获得非凡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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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社保会让“孝道”变成完全的人文关怀。家庭医保让无助者超越无尽的自卑，一个民富的农村是中国政治与经济最大的稳定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农村发展实践，对于中国大陆的新农村也好、小康社会也好，已经在社会与民生战略上给出了一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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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第一次土地制度改革是这样一种私人物品式软刺激，2008年前后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是一种私人商品式软刺激。2008～2011年的4万亿的刺激计划，已经分分明明地看到了这一非凡的历史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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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的时机又一次出现在2008年底时，又令人遗憾地擦肩而过。财经作家吴晓波发现了这一规律：每一次经济出现问题时，中国总是向最憨厚、最贫乏的农村去求助；等经济变好的时候，又很快忘掉了他们。从大的框架上看，4万亿的刺激没有超出这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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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球暗象下的龙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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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遇到这样一个国家，它在两次金融危机的10年间，都是获利者，历史会把幸运的光环披在它身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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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用比较灵活的计划主义手法成功刺激经济走出阴影时（虽然没有用好软刺激），亚洲经济的战略结构已经为之而变。如果用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从1970年日本经济崛起到后来的“四小龙”，到这次金融危机之后的完全的“大龙时代”，人们可以读懂：每一次危机都是一次产业转移的起点，每一次危机都是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辩证法转换点。中国是这个辩证法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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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朱镕基政府在当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启动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几年后就成全了一个“世界工厂”的崛起。正是那次金融危机，使“亚洲四小龙”这个名词渐渐淡出了历史的视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凭借小而灵的战略以及主导性贸易策略赢得的商业积累，一时折损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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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又是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在四小龙消失十年后，暗象下的一个中华龙腾局面雏形初现。大陆与台湾的台北会谈宣布海峡两岸30年来谈判的“三通”一朝成为现实后，台湾与香港两条小龙背靠中国大陆的这条大龙身上时，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提供的成本支持，都使得这个历史举动在大中华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棋局完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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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小龙”面向欧美的低成本国际贸易中，自1998年后已经转向中国大陆东南沿海无数的小龙，比如广东、浙江、福建、山东……尤其对于台湾经济来说，面对一个腹地深广的文化同质市场，不能“三通”使近在咫尺的大中华经济区的小循环只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发生，台湾一度是一个循环圈的局外人。大陆与台湾的资金流、货物流、人流的运动成本，都是反地域经济规律的，比如货运与航运的绕道第三方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成本损失。在一个庞大的大中华市场中，台湾的经济空间一度完全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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