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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波音到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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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从2006年说起：那时，人民币对美元，正式跌破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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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那年3月，美元从8.05到8.04，再到8.03，人民币渐进升值的密度是罕见的。数字一点一点地向8.00逼近是一次谨慎的政治捧场，中国央行许以沉默小心地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美国的访问做一个谨慎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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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层面看，在数字上拿下心理关口1∶8.00是一个重要标志。照那时的速度，当年4月后就会击穿8.00元。1∶8.00是一个心理关口，也是一个政治博弈关口，尤其对于美国府院的舒默们是一剂开胃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从另一个数据上也可以看到，2006年底人民币汇率看到1∶7.85是香港的人民币的远期无交割合约预期的价位，这与大批外国投行的预测“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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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夏天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后，人民币汇率对于中国人的价值还不在于国民得到了多少财富和购买力的坚挺，而是舒缓了那根在舆论影响下敏感的政治神经。就像2000年初学习WTO一样，国民（包括国家的精英阶层）学习并知道人民币汇率原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需要一点一点地循序渐进。这是人民币升值对这个国家参与全球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中所获取的一笔思想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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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人民币一次性重估后，美国的投行判断中国会长期在政治压力下密集升值，因此，大量的热钱自那时起一直战略性地向中国集结。虽然中间有楼市的一度低沉与全球金融危机，但这一进程始终没有变化。2006年，广州的房价二度上升是热钱在兴风作浪，很多国际热钱从上海向广州移动。当时，包括外管局在内对于热钱的认识也只是刚刚开始，直到2010年，中国才正式对于境外人士、机构在楼市的购买需求与投资需求提出了制度性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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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和香港距离很近，甚至地下钱庄等通道都完全可以摆渡大批热钱到楼市，当然也包括进入A股来套利人民币的资金。那年春天，大笔的热钱进入香港在悄悄渗透。2004～2006年的中国的经济之热说到底是一个房子热带动起来的，房子之热的第一推动力是热钱，不是土地政策，不是国民投资思想的觉醒，而是热钱和它控制的舆论渗透直到最终成为一种投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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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进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杠杆点是：中国新任国家领导人对于美国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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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中国的新任国家领导人胡锦涛要访问美国，这是他作为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主政后首次正式对美国访问。在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工厂后，在中国确定了基于儒家思维的和平崛起的国家发展路径后，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开始与美国讨论战略性国家议程，其中，人民币是第一个选项。按照传统的拜访美国的规矩，访问前要带一点采购礼物，让一步从来都是中国的主动动作，心理学上，这是弱势一方主动示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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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次美国之行也许不是这样，包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胡锦涛的上一次美国之行是作为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出行的，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时代》杂志的封面文章是《WHO IS HU》，这篇封面文章在语境中为他选择的词语是Heir（继承人）。2006年4月，中国新任领导人到了美国后，亮出了一套和美国人打交道的新方法论，包括对人民币升值的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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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5年夏天人民币首次一次性重估后，2006年春节后，全球货币市场已经将人民币汇率看到1∶8.00以下，算是给美国人一个面子。但是，那时让市场给美国人面子要胜于人为给美国一个面子，以当时的中国经济过热的热量释放速度算，没有必要在技术上再突然宣布一次升值而去给大洋对岸献礼，相反，按胡温在国内的践行原则，务实第一，人民币汇价只传达技术信号，不传达政治信号。后来，中国一直没有让全球投行的预测准确过，从2005～2010年的5年间，人民币再也没有一次性重估过，包括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与中美经济关系最变化多端的一个时期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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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的事情是一种结构上的陷阱，它对于主体会造成震动的损失要大于基本收益，哲学上如此，经济上也如此。国家经济博弈史上，一个国家好的历史时期都是改良的年代，坏的历史时期是突变的年代。突变会增加巨大的机会交易成本。从1990年算到2010年，不管如何套用形形色色的新旧理论，东欧经济的休克发展就是不如邓小平的渐进改革总收益高，虽然，当年有人给渐进在理论上戴了不知多少顶必然失败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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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后的十年，人民币汇率问题依然如此，在方法论上要坚持渐进与改良。不管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发生了多大交恶，这都是一个思想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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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汇率问题的争论最终上升为国家货币主权的讨论。“国家主权”四个字在意象上将经济问题与古老的土地与地理权利联系在一起，用传统国家的地域与文化定力来为经济博弈撑腰，这是一种古老的解压术，尤其使用在中国、法国这样对于陆权思想最重的国家身上更是如此。当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教授叶广秀在香港《信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认为，在最坏的政治环境下，人民币的突然升值以1%为上限，如果环境略好一点，宁可在贸易上做出一次性的让步，也不能因为承受了压力而再次让人民币突然升值。经济学的理性预期理论对此有详细的解释。用中国的话说，有了再一，就会有再二。如果连续出其不意，就会把热钱求利的胃口吊足，促使更多的热钱向中国走。同时，人民币突然升值会给美国的决策者与智库一个政治信号的误判，以为每施压力就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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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起，大量的热钱一直在准备进入中国，关于这方面的数据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外汇管制方面的数据只是一个来路，还有形形色色的地下通道。2006年，在香港就有100～200多个亿的热钱准备进入内地。那些钱主要是冲着内地的人民币升值来的，他们有耐心地从欧美便宜的借贷市场拿到流动性后，凭借庞大的衍生工具专家群，来无影去无踪，在2006年前后制造了A股与楼市的阶段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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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问题上，中庸的陆权思维指导了中国的经济外交尤其是与美国的经济外交，人民币的渐进升值最终是大部分地传达了技术信号，小部分地传达了政治信号。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主义货币思维，总体对于一个传统的大国来说是成功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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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商主义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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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史上，海权思想至上的国家在贸易上一定尾随着一个重商主义的思想幽灵。英国、荷兰在18世纪争夺工业革命的中心时，关于英国的重商主义研究写进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全球化时期，借助蒸汽船和电报，重商主义帮助英国利用殖民地资源生产的增值商品在全世界流通，并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虽然在经济学上它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批评，但至少在政治家层面来说，每当保守政治语境到来时，重商主义信徒的数量就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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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洲工业革命在亚洲的追随者，日本是亚洲较早的重商主义信仰国。由于殖民地时代的全球政治语境已经过去，作为一个岛国，日本与德国都是晚熟的工业国。晚熟的工业人在憧憬他们的未来时，都选择了战争。日本通过战争获取东南亚的战略物资支撑工业人梦想，但这一道路最终失败。二战后，日本则通过贸易立国来和平吸入全球资源，成规模地输出日本制造的工业品，重商主义帮助日本在经济追赶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国家财富。几届日本政府在重商主义的政策反思中，没有最终下掉决心去做日本的经济结构转型，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日元“被升值”过程中，失掉了发展的十年。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日本经济都没有走出阴影。日本经济前40年在高速积累，后20年却不得不被动选择结构转型。在经济思想与政治意识形态没有做出比较彻底的改良后，国家的经济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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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保守政治力量看来，21世纪初的中国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甚至认为，即使全球政治与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巨变，日本与中国一样都是两个亚洲的重商主义国家，中国需要在贸易中改变自己的重商主义信仰，要么是贸易战，要么是货币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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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贸易保守力量一直是舒默议员来值守的，并且他已经值守了20多年。1987年，舒默议员曾经搞倒过日本，他的铁手逼日本人就范，1985年日元大幅、快速地升值，日本股市与楼市一夜飞涨。随后，就是日本经济的熊市，失去了10年，阴影了10年，一共是20年。自2005年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后人民币开始升值到2011年，日本的那一幕悲剧尚没有在中国上演。但是，人们仿佛看到了热钱力量与美国政治力量的一呼一应，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已经令中国的股市与楼市发生了“不由自主”的巨变。中美经济关系在亚洲金融危机前，一直没有走出冷战的基本影响框架，虽然大熊猫在美国的动物园里吃着竹子，中国的留学生挤满了美国从东往西的大学，波音飞机在中国的天空上不断穿梭而过。在冷战式的绝对敌意消失后，经济暗战并没有消失，它往往会使博弈中弱势一方放松警惕，这是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信仰者往往会忽略的。日本在反思上个世纪末与美国就日元升值的博弈时，始终不能启齿的是日本在经济上是一个强国，在政治是一个弱国，尤其它是一个“二战”战败国，日本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战仍然没有挣脱“二战”后的政治交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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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美货币战到中美货币战，美国的货币战思维并没有绝对地修改过逻辑，甚至连货币战的议会团队都还是当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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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在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访问美国前，舒默议员和美国政要已确认将中国是否操纵汇率的议案推迟到当年9月表决；随后一直有这样的议程时钟每隔一两年就会在中国的上空敲几下并且一直没有放弃敲击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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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期押后时间表是美国的政治权术灵活的一面，不断押后，决不减压，以时间换取人民自主升值的空间。当时，美国财政部甚至建议，永久搁置舒默法案。不过，每有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中美贸易暗战必然有一次黑云压城。2006年，舒默与格雷厄姆两名议员来华，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来华，轮番博弈，最终黑云突散。一段对峙与威慑期短暂过去后，中美联委会的定期召开肯定要有大单生意宣布，无非是购买波音飞机或采购美国的大宗物资，后来波音渐渐退出，变成了人民币在交易盘上跳动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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