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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商主义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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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史上，海权思想至上的国家在贸易上一定尾随着一个重商主义的思想幽灵。英国、荷兰在18世纪争夺工业革命的中心时，关于英国的重商主义研究写进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全球化时期，借助蒸汽船和电报，重商主义帮助英国利用殖民地资源生产的增值商品在全世界流通，并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虽然在经济学上它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批评，但至少在政治家层面来说，每当保守政治语境到来时，重商主义信徒的数量就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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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洲工业革命在亚洲的追随者，日本是亚洲较早的重商主义信仰国。由于殖民地时代的全球政治语境已经过去，作为一个岛国，日本与德国都是晚熟的工业国。晚熟的工业人在憧憬他们的未来时，都选择了战争。日本通过战争获取东南亚的战略物资支撑工业人梦想，但这一道路最终失败。二战后，日本则通过贸易立国来和平吸入全球资源，成规模地输出日本制造的工业品，重商主义帮助日本在经济追赶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国家财富。几届日本政府在重商主义的政策反思中，没有最终下掉决心去做日本的经济结构转型，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日元“被升值”过程中，失掉了发展的十年。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日本经济都没有走出阴影。日本经济前40年在高速积累，后20年却不得不被动选择结构转型。在经济思想与政治意识形态没有做出比较彻底的改良后，国家的经济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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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保守政治力量看来，21世纪初的中国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甚至认为，即使全球政治与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巨变，日本与中国一样都是两个亚洲的重商主义国家，中国需要在贸易中改变自己的重商主义信仰，要么是贸易战，要么是货币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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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贸易保守力量一直是舒默议员来值守的，并且他已经值守了20多年。1987年，舒默议员曾经搞倒过日本，他的铁手逼日本人就范，1985年日元大幅、快速地升值，日本股市与楼市一夜飞涨。随后，就是日本经济的熊市，失去了10年，阴影了10年，一共是20年。自2005年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后人民币开始升值到2011年，日本的那一幕悲剧尚没有在中国上演。但是，人们仿佛看到了热钱力量与美国政治力量的一呼一应，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已经令中国的股市与楼市发生了“不由自主”的巨变。中美经济关系在亚洲金融危机前，一直没有走出冷战的基本影响框架，虽然大熊猫在美国的动物园里吃着竹子，中国的留学生挤满了美国从东往西的大学，波音飞机在中国的天空上不断穿梭而过。在冷战式的绝对敌意消失后，经济暗战并没有消失，它往往会使博弈中弱势一方放松警惕，这是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信仰者往往会忽略的。日本在反思上个世纪末与美国就日元升值的博弈时，始终不能启齿的是日本在经济上是一个强国，在政治是一个弱国，尤其它是一个“二战”战败国，日本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战仍然没有挣脱“二战”后的政治交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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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美货币战到中美货币战，美国的货币战思维并没有绝对地修改过逻辑，甚至连货币战的议会团队都还是当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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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在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访问美国前，舒默议员和美国政要已确认将中国是否操纵汇率的议案推迟到当年9月表决；随后一直有这样的议程时钟每隔一两年就会在中国的上空敲几下并且一直没有放弃敲击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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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期押后时间表是美国的政治权术灵活的一面，不断押后，决不减压，以时间换取人民自主升值的空间。当时，美国财政部甚至建议，永久搁置舒默法案。不过，每有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中美贸易暗战必然有一次黑云压城。2006年，舒默与格雷厄姆两名议员来华，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来华，轮番博弈，最终黑云突散。一段对峙与威慑期短暂过去后，中美联委会的定期召开肯定要有大单生意宣布，无非是购买波音飞机或采购美国的大宗物资，后来波音渐渐退出，变成了人民币在交易盘上跳动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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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向外解释和平崛起这一战略时，其经济发展中最大外力就变成美国的压力。如果在外汇与出口上放中国一马，那时的“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国可以得到五年的喘息与调整机会，虽然这种心理很短视。中美贸易战注定不会像日美贸易战，在日本战后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中，美国一直是一个父亲的影子，多少年仍然挥之不去，在日本的外汇储备中，80%用于买美国国债，中国在2005～2006年时，还只动用了不到30%。略带一点悲观的庆幸是，在做“十一五”规划时，中国至少在文件上已经显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维，这一思想提前5年暗示了2010年出台的“十二五”计划。“十二五”计划中，重商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空间都很小了，中国还通过对于环境主义的信仰，制定了国家主导下的雄心大志的绿色发展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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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上双双对于意识形态的坚持，中国与美国一直是两个敌视的对手，谁也不敢先动手。佐立克后来把它描述为两个利益攸关者，但仍然是两个敌视的利益攸关者。套用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的话来说，叫“恐怖的金融平衡”，这样的用词曾经在冷战对峙苏联时使用过。按照博弈论的观点，在这样的平衡中，战胜对手的法宝不是开战，而是威慑。因此，从2005年的舒默法案开始，中美经济的暗战一直以威慑的方式行进，不断推迟处罚的时间表而设立下一个时间表，不断寻求新的筹码去制造下一轮威慑与反威慑，不断想从战略上让对手出现一次失误从而抢夺主动权去拖垮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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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舒默先生和他建立的亚洲货币博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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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战”后，美国与亚洲的政治交往框架中，最知名的议员有两个：一个是麦卡锡，一个是舒默。前者是保守政治符号，后者是保守经济符号，这也是半个世纪中，美国与亚洲的全部关系的抽象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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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默和他发起制定的货币法案，框架了80年代以后与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的经济交往。他生活在美国，新闻在亚洲。80年代后期，日本发行量1000万份的报刊上，舒默快变成日本经济报道的专有名词了；在日本经济恶化后，舒默成了日本经济界人士咒骂的对象。2005年，舒默则开始进入中国的财经报纸和大大小小的财经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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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默是美国的一名参议员，美国的老牌政治专栏作家评论认为，他和当年的麦卡锡一样有名。舒默在成功打倒日本后，于2003年后对中国的言风渐硬。他提出：如果中国不放弃汇率操纵，将发起《舒默格雷厄姆法案》，对中国所有出口美国的东西收取27.5%的惩罚性关税。如果这一棒真的落下来，中美两个国家的经济走向都会因此而发生巨大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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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06年，舒默的北京之行可以记入历史。当时，中国官方没有发布任何消息。舒默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文攻武吓起到了作用，这一压力通过舆论放大后给中国的决策者以不小的影响。在当时的微妙环境中，人们小心看待这两个国家如何反应此重大历史事件。本来，舒默的贸易反制法案计划在2006年3月31日就要出来了，对应于那一时间表，他的中国之行就是经济大战前的最后一次斡旋。美国媒体后来透露，舒默的同事格雷厄姆议员临行前，曾对美国参议院说，此事太大了，需要“万分谨慎”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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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舒默们与中国的博弈周期来看，2011年后的未来数年内，舒默们仍然不会动手，直到美国的制造业满足了奥巴马政府的庞大就业计划和美国经济的实质性复苏，这个周期至少需要5年，即假设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两届能够期满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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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三权政治体制中，对外的角色仍然可以做到制衡。参议员发出威胁中国的货币法案后，政府就可以顺利达到经济与外交目的，或二者合力，或先谈条件最后再否决。这一缓冲与组合是代议制政治安全与科学的重要特征。舒默即使是一个麦卡锡主义者，美国的国务院还有一批对中国比较开明的人士，他们的对冲机制中，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不会批准执行一个对于中国货币绝对挑衅的东西，但一定会有一个占上风的右翼货币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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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6年时，美国的“双赤字”经济中民间过度借贷简直已到了疯狂的地步，如果中国的便宜货不过去，恐怕美国人每个月的生活成本得追加一个不小的数字。2006年贸易战时情况就是那样。金融危机后这一问题虽然有所缓解，但解决美国就业与低价进口商品是这个国家难以调和的矛盾。各自都发挥比较优势，中国劳力便宜，美国劳力贵，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如果说，因为不和中国做生意，让越南和印度来取代中国的出口，恐怕这两个国家短期内甚至十年内尚无法满足欧美需要。中国东南沿海数千公里的上地上的“中国制造”，几乎是出自一个以山谷与河流、公路与村落为零件的庞大的地理生产线上，它是几十年来形成的有机工业体系，有巨大的能量积累。越南与印度一时根本拿不出这样的生产体系，这样一个体系性的生产是其他国家一时接不了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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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报复案是一出悲剧，套用莎翁的一出戏叫做《一报还一报》，最后是双输，哪一方都不会最终以报复战来“交割”（期货术语）自己的思想，只是在威慑中完成双方利益的期货式框架的确定。双输或双赢局面的取得是一种博弈结果。尤其在舒默法案上，舒默法案最大价值是威慑而获取更多筹码，而不是付诸行动。因此，推迟是保持其威慑力继续有效的最佳途径，如果再能达成好的合约，那就是双方成本最小的付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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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整个人类把地球当做艺术品来保护的时候，环境主义必然上升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并且会神圣为一种社会信仰。“中国制造”理论上是全球商品需求在一个国家的集中代工。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刨掉代工后，自己的原生性出口量并不大，它的生产与消费特征甚至不同于日本在贸易立国后对于美国经济的威胁。中国商务部曾经发出过一个数字，人民币升值前，中国的原创性出口额（对美）只有几百亿美元。代工是典型的中国式生产，用便宜劳力为欧美生产，中国的收益主要是代工费。如果那些贸易量还要记在中国的头上时，欧美需要把对于碳排放的全部收益要白送给中国才能平衡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美国的有识之士对这些东西搞得很明白。克鲁格曼在获得诺奖前，曾写过一本书叫《流行的国际主义》，几乎章章都是给舒默的大嘴巴，美国主流知识界还没有忘记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重商主义只是在参议员和工会人士的心中不断跳出。要知道，在对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克鲁格曼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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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要战略性地获取经济发展的空间中，货币不能急着惹战争，即使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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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这个词组，让位于奥运会并在新闻纸上消失了一段时间后卷土重来，2008年的12月5日、8日人民币汇率的两次狂跌，引发的“货币战争”猜想，风大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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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人民币汇率看起来仍像是技术专业问题，不过，可以给它定出一个坐标：这是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的最大日跌幅，一度达到0.73%，收于1∶6.8848；香港NDF（无交割远期合约）在当年秋天已经开始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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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连跌3天后，12月4日，一个戴眼镜的人正从美国北部的寒冬中焦头烂额地来到北京，他心里第一件惦记的事情就是中国的货币。这个人是当时快要离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他在临走前，不会忘记把人民币汇率的调子定一下。在2008年的冬天全球金融危机的迷雾中，那是看得见的货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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