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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舒默先生和他建立的亚洲货币博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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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战”后，美国与亚洲的政治交往框架中，最知名的议员有两个：一个是麦卡锡，一个是舒默。前者是保守政治符号，后者是保守经济符号，这也是半个世纪中，美国与亚洲的全部关系的抽象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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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默和他发起制定的货币法案，框架了80年代以后与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的经济交往。他生活在美国，新闻在亚洲。80年代后期，日本发行量1000万份的报刊上，舒默快变成日本经济报道的专有名词了；在日本经济恶化后，舒默成了日本经济界人士咒骂的对象。2005年，舒默则开始进入中国的财经报纸和大大小小的财经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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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默是美国的一名参议员，美国的老牌政治专栏作家评论认为，他和当年的麦卡锡一样有名。舒默在成功打倒日本后，于2003年后对中国的言风渐硬。他提出：如果中国不放弃汇率操纵，将发起《舒默格雷厄姆法案》，对中国所有出口美国的东西收取27.5%的惩罚性关税。如果这一棒真的落下来，中美两个国家的经济走向都会因此而发生巨大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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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06年，舒默的北京之行可以记入历史。当时，中国官方没有发布任何消息。舒默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文攻武吓起到了作用，这一压力通过舆论放大后给中国的决策者以不小的影响。在当时的微妙环境中，人们小心看待这两个国家如何反应此重大历史事件。本来，舒默的贸易反制法案计划在2006年3月31日就要出来了，对应于那一时间表，他的中国之行就是经济大战前的最后一次斡旋。美国媒体后来透露，舒默的同事格雷厄姆议员临行前，曾对美国参议院说，此事太大了，需要“万分谨慎”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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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舒默们与中国的博弈周期来看，2011年后的未来数年内，舒默们仍然不会动手，直到美国的制造业满足了奥巴马政府的庞大就业计划和美国经济的实质性复苏，这个周期至少需要5年，即假设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两届能够期满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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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三权政治体制中，对外的角色仍然可以做到制衡。参议员发出威胁中国的货币法案后，政府就可以顺利达到经济与外交目的，或二者合力，或先谈条件最后再否决。这一缓冲与组合是代议制政治安全与科学的重要特征。舒默即使是一个麦卡锡主义者，美国的国务院还有一批对中国比较开明的人士，他们的对冲机制中，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不会批准执行一个对于中国货币绝对挑衅的东西，但一定会有一个占上风的右翼货币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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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6年时，美国的“双赤字”经济中民间过度借贷简直已到了疯狂的地步，如果中国的便宜货不过去，恐怕美国人每个月的生活成本得追加一个不小的数字。2006年贸易战时情况就是那样。金融危机后这一问题虽然有所缓解，但解决美国就业与低价进口商品是这个国家难以调和的矛盾。各自都发挥比较优势，中国劳力便宜，美国劳力贵，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如果说，因为不和中国做生意，让越南和印度来取代中国的出口，恐怕这两个国家短期内甚至十年内尚无法满足欧美需要。中国东南沿海数千公里的上地上的“中国制造”，几乎是出自一个以山谷与河流、公路与村落为零件的庞大的地理生产线上，它是几十年来形成的有机工业体系，有巨大的能量积累。越南与印度一时根本拿不出这样的生产体系，这样一个体系性的生产是其他国家一时接不了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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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报复案是一出悲剧，套用莎翁的一出戏叫做《一报还一报》，最后是双输，哪一方都不会最终以报复战来“交割”（期货术语）自己的思想，只是在威慑中完成双方利益的期货式框架的确定。双输或双赢局面的取得是一种博弈结果。尤其在舒默法案上，舒默法案最大价值是威慑而获取更多筹码，而不是付诸行动。因此，推迟是保持其威慑力继续有效的最佳途径，如果再能达成好的合约，那就是双方成本最小的付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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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整个人类把地球当做艺术品来保护的时候，环境主义必然上升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并且会神圣为一种社会信仰。“中国制造”理论上是全球商品需求在一个国家的集中代工。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刨掉代工后，自己的原生性出口量并不大，它的生产与消费特征甚至不同于日本在贸易立国后对于美国经济的威胁。中国商务部曾经发出过一个数字，人民币升值前，中国的原创性出口额（对美）只有几百亿美元。代工是典型的中国式生产，用便宜劳力为欧美生产，中国的收益主要是代工费。如果那些贸易量还要记在中国的头上时，欧美需要把对于碳排放的全部收益要白送给中国才能平衡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美国的有识之士对这些东西搞得很明白。克鲁格曼在获得诺奖前，曾写过一本书叫《流行的国际主义》，几乎章章都是给舒默的大嘴巴，美国主流知识界还没有忘记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重商主义只是在参议员和工会人士的心中不断跳出。要知道，在对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克鲁格曼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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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要战略性地获取经济发展的空间中，货币不能急着惹战争，即使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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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这个词组，让位于奥运会并在新闻纸上消失了一段时间后卷土重来，2008年的12月5日、8日人民币汇率的两次狂跌，引发的“货币战争”猜想，风大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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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人民币汇率看起来仍像是技术专业问题，不过，可以给它定出一个坐标：这是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的最大日跌幅，一度达到0.73%，收于1∶6.8848；香港NDF（无交割远期合约）在当年秋天已经开始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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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连跌3天后，12月4日，一个戴眼镜的人正从美国北部的寒冬中焦头烂额地来到北京，他心里第一件惦记的事情就是中国的货币。这个人是当时快要离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他在临走前，不会忘记把人民币汇率的调子定一下。在2008年的冬天全球金融危机的迷雾中，那是看得见的货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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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来北京前，货币博弈已经成为中美完完全全的外交战，否则不会有后来极度强化的国家货币主权的说法。1989年经济泡沫破灭前的日本，日元升值与汇率放开就是一次货币主权的放弃的经典政治案例。 日元快速、大幅、无条件升值的结果是：自1990年后的18年里，日本制造消失了，日本经济奇迹从新闻纸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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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问题自2005年仓促上阵后到2008年的大跌，一直没有脱离中美政治博弈的框架。那次大跌即使是技术性的问题，也必然会被确定为国家货币力量博弈的出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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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第一周的汇率大跌后，学界就有两派观点：一派的主力是大学学术界，认为人民币需要贬值，因为已经累计升值20%了，贬值有利于刺激出口；一派是投行“学术界”，认为人民币不应贬值，其汇率效果未必达意，反而会招来美国的压力。实际上两派的出发点都是政治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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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对于人民币所处的中美关系框架，还有2008年11月美国新总统奥巴马的上任与更加雄心勃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担心经济快速下滑而使问题的性质改变，重新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人民币贬值后，会有一批国际热钱撤出中国，降低市场的流动性；人民币当时兑欧洲货币一直在升，中国在技术上与政治上都需要平衡美国与欧洲这两个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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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外汇市场最大的买家，央行的一切操作其出发点首先是中国金融健康与安全的诉求。在拿捏这样的技术性分寸时，方法论大于价值观。日本1989年前的汇率政策错失了方法论，因此才失去了货币主权的信心。中美经济关系中，这一方法论第一关键词是：做积极的保守主义者还是消极的保守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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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人民币升值一度是一个民族主义标志，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如果在2003年时中国货币重估就开始动手，就不至于后来连年的过热继而演变为2007年滚烫的GDP，也不会有不断走热的贸易战。如果放任人民币贬值，则是一种消极的保守主义，反而招致来自欧美对手的贸易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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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国海岸线上的出口困境不是美国金融危机后才突然出现的，实际上，自2007年夏天那个问题就已经出来了。如果非要做出一个选择，在出口与内需之间，当时的战略着力点一定在内需上。自2001年以来的世界工厂声誉，使中国认识到自己需要在出口与内需之间做一个对冲避险，但在现实的利益诱惑面前失去了一些时机，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一认识则完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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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中国经济情形与1998年何其像也，如果为人民币问题在出口上算小账，其交易成本要远高于在内需上算大账。今天看，当时4万亿的刺激计划与地方的18万亿刺激计划，才是2009～2011年间中国经济的头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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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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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美国经济问题已经暴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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